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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节_朱自清散文集

2022-11-18 来源:好走旅游网


论气节_朱自清散文集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

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

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

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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