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朔小说的艺术个性

河南省汤阴县第二实验小学 郑艳艳

摘 要：作为上世纪末最有争议的作家，王朔因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对“顽主群像”的人物塑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另类。对其评论众说纷纭，如“后现代、新写实主义、痞子文学、顽主文化、消费人生、新京味小说、伪平民小说”等等，而批判居多。该文从文学、思想及社会文化等角度挖掘王朔小说的艺术价值，并进一步发现其嘲讽背后深深的无奈与辛酸，以及隐藏于肆无忌惮的调侃之下的绝望反抗。

关键词：王朔；无奈；反传统；反文化；时代

王朔小说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及一系列“顽主”形象的塑造引发了一场“王朔热”，其小说中的反传统反文化思想则为大多数文人所不容，他们将王朔视为“痞子”作家，认为他的作品属于“痞子文学”、“顽主文化”、“伪平民小说”等等，批判居多。然而，在王朔看似轻松的调侃嬉笑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王朔现象的产生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造就了王朔。尽管王朔现象已过多年，但对其作品进行一些认真思考却仍然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文章从文学、思想及社会历史等角度挖掘王朔小说的艺术价值，并进一步发现其嘲讽背后深深的无奈与辛酸，以及隐藏于调侃诙谐之下的绝望反抗。

一、反讽之下的无奈

王朔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反讽这一艺术手法的自如运用，成为形成他小说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qnia，原为希腊戏剧中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高明’的对手大出洋相。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就扮演着这种角色。所以，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不明白所言非真相，这个基本的格局在反讽所有的变体中存在。”[1]王朔用这种独特的反讽语言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使他的小说在

嬉笑中透露出对传统的不满与否定，嘲讽中有着对社会某些不合理之处的批判。在他刻画的顽主形象身上，也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毛崇杰曾指出王朔小说的反讽特征。他说：“王朔的小说以‘京味’十足的痞气调侃见长。他的语言特色甚至比他的类型化人物形象更吸引读者。这些调侃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话题与俚语、土语混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效果，最易在青年与市民阶层中引起共鸣。权力文化与精英文化中的一些人，有时为自己过去一向视为神圣的东西，被踩在脚下，还吐上唾沫，感到其厚颜无耻，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有时也偶尔为其中某些淋漓尽致、带有‘澈悟’的调侃感到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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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王朔运用的调侃不仅成为一种叙述方式，而且成为人物的一种说话腔调和

人生态度。王朔运用反讽这一艺术手法，看似轻松地嘲讽了文学崇高论，既是对它的不满与讥讽，又是对精英文化的激烈反叛。这种调侃是嘲讽，亦是无奈与反抗。

有人称王朔小说为“新京味小说”，但这些所谓“新京味儿”，其实是当时中国青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调侃，并不等于直接引用胡同语言。在当时红色革命的政治压力下，语言失去了其活力和表现力。而王朔对语言的运用，无疑是一种独创。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记者何东问：“你说自己的小说写作，起码在当今中国作家里也是独一份，那你自认为自己的小说最大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王朔答：“用活的语言写作，中国多么？这不是狂话，是得天独厚。”[3]他说他独一份的关键，是用第一语言写作，别的作家都是第二语言。王朔把当代口语带到了文学世界，北京方言与时空错位的政治语言的大量运用，成为了王朔之所以是王朔的外在特征。但王朔不承认语言的发明权：“语言不是数学公式，发明权不在个人而在已经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这是不可以颠倒的”。[4]所以王朔的语言不过是生活中的点滴，他小说中这种语言的运用看似调侃、胡闹、玩世不恭，其实亮出的全是生活的本色。王朔说：“我后来的口语，是因为我没有

[5]练出一种文学语言来，无奈之下只好拣自己最熟悉的最顺手的东西用了。”“我

之所以走上口语，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除了大话没有别的话。尤其当涉及到情感方面时，涉及到一些抽象的想象，要么用成语，要么没话，对这种大话的运用，我本身就有限制，不能像有人那么轻车熟路，运用自如。而且‘文革’时我们表达感情都是夸张的，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细微的事物才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是在对巨大的抽象的事物表达热爱。这种语言用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其巨大而

显得可笑。”[5]王朔以反讽的智慧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在政治压力下的当代语言。他口语的精彩展现，让我们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他们那个时代，王朔这一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时代的特色造就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和精致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则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幽默。但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收获不到，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也许当时那个社会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面对的文学世界是荒凉的。在这个荒凉无趣的世界中，很少有人有勇气且找到恰当的角度去改变它，而王朔用他独特的反讽语言打破这种黑暗，去嘲讽那些所谓的崇高，去反文化反传统„„也许王朔也只能用这种语言去进行写作。他的这种写法的运用，应该说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所做的选择。王朔成长于红色泛滥的年代，政治的红色文化空洞而虚无，而王朔小说的出现如同星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给无尽的夜增添了几分光芒。

除了活的语言的运用，王朔笔下的那些“顽主”群像，被他称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一系列“痞子”形象的塑造，亦是王朔自认创作的最得意之处。在他塑造的人物画廊中，于观、马青、杨重，方言、高洋等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多余人”的集体留影，于观的一本正经，马青、杨重的乐意起哄，使得他们的“三T公司”看似满纸荒唐，可又有几分真实。一个个嬉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可奈何却给人快乐，表面“痞”得无法无天，实际上也没干什么坏事。他们那种玩的就是心跳的表演，给我们展示了游戏人生的“顽主”们的一片另类天地。王朔用反讽的语言塑造的这些“顽主”们，其实都有着不错的家庭背景，他们大多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经历了文革的洗礼，也经历了市场的转型，在时代的交替变换中，他们迷茫而不知所措。于是，他们选择了叛逆，也只能选择叛逆。王朔用夸张的嘲讽语言将这群“文化边缘人”刻画得真实而可笑，在他们看似荒唐甚至无耻的生活背后，在他们游戏人生的“玩”中，其实有着深深的社会的辛酸与无奈。王朔塑造了这些人物形象，亦是他生活的真实体现，时代留给他们那一代人的除了彷徨，只有不知所措与无可奈何。于是王朔用调侃展现他们这一代人的苦闷，用游戏的语言去嘲讽那些所谓的崇高。

王朔因这些嘲讽、反叛的语言和“顽主”群像的人物塑造而被当代文坛拒之门外。他们全然无视小说看似轻松实则具有沉重社会沧桑的文化意义，更无视其

调侃反讽所营造的悲哀的自由。对他“痞子文学”、“流氓文化”的评价虽然有失偏颇，但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来说，经过银屏再造，小说中深刻的嘲讽变成了讨人一笑的笑话。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得文坛对王朔有着很深的误读。王朔的小说基本上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小说中语言的独特运用、思想的与众不同及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许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读者才能欣赏。所以读懂王朔，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体味出它隐藏的深刻内涵。

二、深刻的反传统反文化思想

毋庸置疑，王朔的小说具有深刻的反传统反文化思想，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

王朔在小说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严肃而真诚的态度，他真实地还原生活，还原历史和社会，笑着将使人发抖的现实展示在世人面前。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在思想上提高自己而不是把力量都用在自感高人一等的道德评价与伦理批判上。因此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王朔冷眼旁观，用诙谐来反抗传统，反抗这种文化的崇高。他既精彩地描写了“顽主”们的游戏人生，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精神的烦闷与苦恼，他们的喜怒哀乐、在现实中的生活状态以及对传统的批判在小说中都得到全面展示。王朔小说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历史潜台词，就在于“顽主”们看似逍遥自在的生活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他们无力冲破传统，便只能用嘲讽来调侃现实。王朔小说中出现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乃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世态炎凉之后无路可走的“别无选择”。这样说来，反传统反文化思想在王朔小说中不再是一种价值选择，而成为一种对过去历史的陈述。在《顽主》和《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无论是“三T”公司的替人排忧解难，还是“三好”协会的“捧人”行为，看似荒诞可笑，实际上却在游戏中表露了对现实的不满，在小说的嬉笑怒骂背后，作品所展现的是渴望改变而几乎不可改变的生存现状，调侃背后隐藏的是不可言说的痛苦和辛酸。

王朔小说中有着深刻的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因此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小说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在《顽主》里，作家宝康自己花钱弄个“三T奖”来提高自己安慰自己，在颁奖大会上感慨万分，甚至语无伦次；被宝康口口声声称为老师的赵尧舜空虚到为一个淹死的小孩开追悼会，最后竟然还用打骚扰电话的方式去排遣自己的无聊，而在人前却摆出一副师长的姿态„„作者以一

种戏谑的语言将知识分子批判得一无是处。在《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有增无减，方言与妻的经典对话更是将知识分子尤其作家奚落得体无完肤。这伙人后来搞了个叫“海马创作中心”的文学沙龙，闹剧最后在一个虚拟的官场化的文人法庭上，以方言斥宝康“咱们是流氓”、“我们现在是文人了”而达到了高潮。这里的调侃是嘲讽，也是无奈，是自贱，也是贱人。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王小波与王朔有着相同的选择。他们都持批判态度，然而各自又有不同的批判立场。王小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做深刻的自我批判，他要给自己在文学的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足点，那样他就可以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去攻击这个圈子，甚至整个文学的世界。而王朔放弃了这种选择，他认为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批判知识分子是伪善，难免沦为同党。可是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场又不免“乌鸦落在猪背上，净看见猪黑了”，和别人的丑恶比，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他觉得如果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也许只有保持这种距离才能更深刻地进行批判。但王朔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写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哪儿呢？就是提倡所有人的自我选择，批判所有想一统天下的道理、权力或其他的什么，我自认为我就在这个立场上看知识分子，相互攻击的时候当然有许多意气用事，但立场是根本的。”“只要他们不讲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想去塑造人，我对知识分子就一点成见没有。”[5] 这里，他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说出上面的话来，可见，王朔其实并不是要彻底与知识分子划清界线，而是出于无奈才要大喊批判的。

由此看来，王朔小说中有的这种深刻的反传统反文化以及反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一种在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极度失望之后的无奈。说到底，这一思想的形成依旧离不开王朔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社会和历史的悲哀使王朔走上这条“顽主人生”的道路，形成其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与态度的。在这种悲哀里，王朔能做的恐怕只有叛逆，也许只有走反传统反文化的道路才能让自己清醒，也只有用嘲讽与调侃才能更准确地表现那一代人悲哀的自由。

三、时代造就王朔

无论是对反讽这一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亦或是王朔小说中所反映的深刻的

反传统反文化思想，王朔之所以成为王朔，归根结底还在于他所处的历史年代。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王朔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他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造就了王朔。王朔是一种文化现象，“认识王朔，必须把王朔放在当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放在当代文学的背景中考察。” [6]

“革命文化”的影响使他们这一代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味。王朔说：“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该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的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闹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7]在那个由“革命”向“市场”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王朔们这群“局外人” 、“文化边缘人”却始终难以在社会和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在这个转型中感到迷茫，惊慌失措而不知何去何从。他们要为自身的生存寻求出路，就必须与社会接触，产生摩擦以至发生碰撞，而这样所带来的种种烦闷和痛苦，他们无法拒绝，更不能回避。由于对社会的失望，他们变得骚动不安而苦恼。于是他们感知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并将它们无限地夸大。他们自觉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但是又必须要生存下去，所以只能生活在深深的无奈之中。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加上未来希望的渺茫，使他们极力批判传统反对精英文化，用嘲讽这一艺术手法去调侃貌似崇高的文学。

有人说时代的性格就是年轻人的性格，那么我们不禁要想：这个长在军队大院的小孩，1976年参加“四五”运动被关三个月的英雄，1976年在山东的军舰上等待炮一开就能实现其英雄梦的士兵，1978年以“战士王朔”为笔名，发表《等待》这篇时代主旋律短篇小说的替补文化卫士，为什么几年后竟然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成了“痞子”和“流氓”呢？

王朔那一代的青年，经历着时代性格的变化。从文革到市场社会的转型，时代性格有了巨大甚至是反向的变化。历史的沧桑让王朔他们倍加无助，他们的性格也就只能跟随时代性格的变化而发生同样巨大的变化。假如不是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战士王朔”便可以在“革命文化”的正面影响下义无返顾地坚持着他的英雄梦想。这种人生虽然单调但也清楚，人生理想的实现没有多么

艰难，更不会绝望。然而“文革”的结束伴随社会的转变，彻底地打碎了他这一英雄梦想的实现。历史本身的否定性、逆反性和荒诞性，使他觉得满眼的真实充满了可疑、残忍与恐怖。时代变化留给他们的唯一痛苦，好像变成了他们无所适从的自惭形秽。在《空中小姐》中“我”回到北京家里“脱了紧身束腰的军服，换下松弛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在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越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的头晕目眩。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像个十七八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8]时代本身的荒诞塑造了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性格与气质，从政治到经济的转型使他们在失去优越性的同时，也使思想失去到一无所有，只留下满眼的可疑与反抗。

这在王朔的《我看王朔》中也有体现：“我是个唯心论者，我认为王朔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他自己，在于他内心对自己最后要求是什么。我认为他现在并不是很清楚这件事” ，“他真是想记录时代还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成长”等。[4]像王蒙在《躲避崇高》中说的那样，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是那些假神圣的人先残酷地玩弄了文学之后，才有王朔的玩文学和亵渎神圣，才有王朔撕破伪崇高的假面具的文学写作。王朔之所以性情大变，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是跟随时代性格变化的结果。时代的改变不允许王朔们还原地踏步甚至逆向而行，于是王朔只好在无可奈何之中变成了“流氓”和“痞子”。

残忍的经历之后，他对人、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人生只不过是一段毫无意义的悲剧，而怎样在这段悲剧中让自己生活得不那么沉重与悲哀，也许就是他的选择。他借方言之口说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 “我可不喜欢什么事都清楚地知道结局，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逐次达标，那也太乏味了，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所以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夹一筷子”、“一本书，我翻开头就能告诉你下面是怎么回事。可生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自己都不能决定是喜剧还是悲剧。”当人看清了生活的灰暗不明后，又能做何选择呢？要么走向绝望，要么去拯救没有希望的世界和人类，后者如西方的耶稣，背负了人类的一切苦难，甚至最后用血来洗刷人类的罪过，可到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欧洲，却变成了少数人对多数人使用火刑的借口。神

明如耶稣尚且无力拯救世界，而最终变成一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大力吹捧的幻境，何况是小小的王朔？

历史与时代给王朔他们那一代的只能是前者。王朔没有能力去拯救整个人类，成为神明和英雄，所以他只能选择绝望。刘震云一地鸡毛的单位，池莉烦恼的人生，方方丑恶的风景，都是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而王朔则以戏谑与调侃去幽默神圣，亵渎崇高。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去“玩”文学，用极度夸张的调侃去嘲讽所谓的崇高，却让你在笑声中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五四”时期宣传“自由”、“民主”，认为中华民族整体的进步以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左联”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却反过来说，认为只有国家整体独立，才能达到个体的真正自由，王朔却将这两者都予以否定了。他用“玩”来反抗社会，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自称是“写字的”、“码字工”，说“玩一长篇”。这种“玩”不把写作当作一种负担，而把这种生活、社会压抑变成了一种游戏，因为在游戏中只有消遣。于是人生不再是一段苦役，而变成了自己要珍惜的表演，这也许就是他面对人类生存的一点反思与感悟。

王朔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以及他对社会的反叛，使他的小说充满着游戏色彩。王朔用这一游戏的语言展现给读者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而他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源自他们那一代人的特殊经历。还是要说时代造就了王朔，也只有在社会和历史的长廊中才会有一个个王朔的出现。文学的价值，就其本体来说，是语言表达的独特创造和审美形象的塑造；文化意味的价值是时代性与永恒性的表达；终极价值也只能是用文学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特思考与感悟。王朔用文学的语言表达时代的特征以及对世界的独特思考与感悟，而这一切都拜时代所赐。

总之，王朔用其调侃的反讽手法营造了如王蒙所说的“轻松得如同打一圈麻将”的语言环境，使年轻人找到了发泄的途径,缓解了某种崇高所造成的压抑。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让人们失去了对事物的深刻思考，在打开枷锁后仍习惯地举手前行，也许这就是生活中的惯性，而王朔的小说亮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认识。

“王朔现象”已过多年，他本人的继续创作给了我们一种更全面的观察，也许在这种更全面的观察中可以将一个人看得更清，也更能少一点意气用事，而多一分理解与宽容，这种理解与宽容就是打开一个人心灵的金钥匙。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论[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182．

[2]毛崇杰．逃避崇高，也躲闪卑污[N]．文论报，1994-4-15（4）． [3]王朔 何东．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自己知道——答何东问

[Z]．葛红兵朱立冬．王朔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42． [4]王朔．我看王朔[Z]．葛红兵 朱立冬．王朔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2005．85，92．

[5]王朔 阿城．美人赠我蒙汗药[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4，213，34-35．

[6]张德详．王朔与他的“顽主”人生叙述[A]．葛红兵 朱立冬．王朔研究

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16．

[7]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王朔自选集[Z]．葛红兵 朱立冬．王朔

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6．

[8]王朔．王朔文集：过把瘾就死[Z]．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