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而文献中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大概出现于战国。《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是指四方之夷，而《论语》中未出现“东夷”、“南蛮”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称谓。《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孟子》中虽已出现“东夷”、“南蛮”等称谓，但在《孟子·尽心下》说：“君好仁，天下无故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征而西夷怨。奚为后我！”证实孟子所说“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管子·小匡》和《礼记·王制》中关于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习性、语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记载。《管子》为战国中晚叶齐人追叙，虽依据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迹与言论，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齐的观念，是战国中晚叶成书时对齐桓公霸业的概括。《礼记》则是西汉中叶学者们依据先秦材料所作。以上征引两书的记述，说明战国已出现的五方民族整齐配合的观念，到西汉得到了确立。
华夷五方配合，只是战国秦汉受华夷大一统思想支配而对五方各族的一种划分，无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团。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属同一族系，而且具体包括哪些地区的民族，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不同。
第一节 东 夷
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
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
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
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
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
《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二、东夷与夏商周的关系
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
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
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其与东夷的同源联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叶，卜辞中颇常见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甚至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然而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
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
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
《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
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
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三、东夷的华化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到战国晚叶都已经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历史过程，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
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
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
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先秦的东北夷，则在中国的东北继续发展，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指先秦东北夷的苗裔，其中肃慎发展成在古代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称，当今有满族、赫哲、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民族的大族系。夫余的苗裔则有高勾骊继续在中国东北境发展，并且在公元5
世纪中心移至朝鲜半岛，曾在邻国朝鲜建立高丽王朝。
第二节 南 蛮
（蛮），可能在甲骨卜辞中已见记录。陈梦家说：“方，疑即蛮方”。金文中肯定已出现以为族称的记载。《虢季子白盘》记述了虢季子白因征伐猃狁有功，周宣王赐给子白铜鉞，“用政（征）（蛮）方”。《梁伯戈》有“鬼方”的族称。《秦公》歌颂秦国的伟大祖先受命于天，据有大片“禹迹”，祖先供奉在上帝的身旁，保佑着自开国以来已传十又二公，世系绵远不断，并且“虩事蛮夏”，即协和蛮夏各民族。据考证此器所指十二公为自襄公立国为诸侯以来的十二公，此器为秦桓公（前603—前576）时铸造，时值春秋中期。文献记载中，蛮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楚、濮、群蛮、巴等，但不专指南方，《诗·韩奕》说：“因时百蛮，奄受北国”，《閟宫》也有“淮夷蛮貊”的称谓。《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可见蛮在西周以来的先秦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用作非夏族的通称，并且和“夷”一样可以用作与夏对举，称为“蛮夏”。
南蛮的总称，大概出现于战国。《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是说南蛮讲话如鴃鸟（八哥）那样舌头不好使；《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南蛮是对今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各个民族的统称，其中族系复杂：长江中游有三苗、楚、群蛮；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有百越、长江中上游有濮与巴蜀；云贵高原西南夷的先民大概也不止一个族系。对于这些族系，本节仅能叙其梗概。
一、长江中游：三苗、楚及群蛮三苗的分布及其与黄炎集团的关系已在第一编关于远古各部落集团及其相互关系中叙述过。三苗，在先秦文献中又称有苗、苗民、三毛。三为多数，未必确指三个部落。在尧、舜时，三苗与中原大部落联盟经过长期战争，失败以后一部分被迫迁徙于三危。对三危的地理，考证众说不一，按《山海经》及《后汉书·郡国志》等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今甘、青、川按壤地区岷山、鸟鼠山、西倾山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条郭璞
《注》说：由于三苗之君反对尧让天下于帝舜，被杀。“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驩头又称丹朱，一说为尧之不肖子。厘姓即黄帝十二姓之一的僖姓。这些神话不仅反映着三苗集团中有一些部落参加了中原大部落联盟，并且在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也反映着三苗当中有些部落与黄帝集团有交融关系。三苗北上争雄于中原，失败以后或被“窜”于三危，或退回故土，成为远古神话中的“四凶族”之一，而以颛顼集团为核心同时吸收了部分炎、黄、三苗集团的部落形成的祝融八姓，从今河南中部南进丹江及江汉地区。这些远古神话与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历史可以相互印证，已详第一编，为便于相互衔接，于此作简短回顾，以使南蛮史迹上下连贯。
继三苗以后，一直到春秋中叶以前，楚，或称荆、荆楚，代替了三苗的地位，是中原王朝与诸侯心目中南蛮的主要力量。楚公族出于祝融八姓中的芈姓。楚族如何由祝融集团而成为蛮夷，又如何由蛮夷而华化，已在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述及。
《后汉书·南蛮传》说：周宣王时命方叔讨伐南蛮，《诗经》中有“蠢尔蛮荆，大邦为雠”的诗句，即指宣王讨伐南蛮，“明其党繁多，是以抗诸夏也”。“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楚）恭王合兵击晋”。《南蛮传》所概述的西周中晚叶至春秋时南蛮的四次大的活动，都是指长江中游地区的群蛮。
春秋初，晋文侯击破南蛮，具体所指，史无明文；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屈瑕伐罗，“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罗，出于祝融集团，熊姓，与楚有共同渊源，最初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山区立国。卢戎，杜预注：“卢戎、南蛮。”商时旧族，为《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敌地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南南漳一带，大约在莫敖屈瑕被杀之后不久，罗、卢都已被楚灭亡。罗人南迁至今湖南省湘阴县东北，成为楚国附属。卢或已置为楚邑，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与群蛮叛楚，楚“使卢戢黎侵庸”，杜预注：“戢黎，卢大夫。”
可见在此以前已灭卢而为邑了。
在群蛮中，至春秋中仍试图与楚抗衡的只有庸。庸也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之役，是《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所谓“西土”，是周与商相对而称，实则卢、庸、濮、巴等均属南蛮。庸，或以为是巴人的一支，或以为原是中原旧国，在周成王时被周所灭而南迁。两说均待确证。在周夷王时，楚子熊渠“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集解》引《括地志》直接称之为“庸蛮”。庸国故地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境，其最盛时大概不仅深入江汉平原，还包括汉水中上游到达今陕西省安康、紫阳一带。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到第三年，楚国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国有人主张迁都守险以避庸，蒍贾力主伐庸，则百濮自然离去。楚首先“使卢戢黎侵庸”，出师不利，主将被俘。庸以后又与楚师相遇，七战七捷。庸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以为“楚不足战矣”，而秦国与巴国都对庸的屡胜感到威胁，结果“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从此群蛮已全部役属于楚。庸、卢等国被灭之后，大多已在楚国大熔炉中华化，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于当地各民族。其余群蛮，或随楚华化，或仍在长沙武陵一带继续发展，即秦汉时的武陵蛮。
二、长江中上游濮、巴、蜀
濮又写作卜，为《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伪孔传》说：“庸、濮在江汉之南。”《逸周书·王会解》说：“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周景王使詹桓伯也说过：武王克商以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濮，又称百濮，部落众多，分布广泛，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左思《蜀都赋》说：“于东则绵巴中，百濮所充”。杜预《春秋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是蜀以东，楚以南和西南，都有濮人分布。
濮与楚国邻近，很早就发生了关系，当前828年（西周共和十四年）楚子熊严卒，其长子伯霜立，前822年（周宣王六年）熊霜卒，其三弟仲雪、叔堪（《国语》作叔熊），季徇争立，结果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国语·郑语》说：“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濮当离楚不远，与楚属不同民族，叔堪（叔熊）逃难到了濮人之中，也就被同化而变成蛮人了。
进入春秋，公元前8世纪中，楚子蚡冒已着手向南略取濮人地区，公元前740年其弟熊通弑蚡冒自立，一方面北上伐随，自称武王，同时“始开濮地而有之”。直到春秋中叶，百濮仍是一种强大的势力。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率群蛮叛楚，“麇人率百濮僚聚于选，将伐楚”，选，地名，今地为湖北枝江县。麇，又写作麋，大概即《牧誓》所举“西土”八国中的微，《春秋大事表》说：“郧县为春秋时麋国地”，《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陕西省白河县境，与郧县、郧西为毗邻地区。庸、麇两国相距不远，庸率群蛮，麇率百濮，都说明其所率蛮、濮的部落众多，实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力量。麇国在庸灭亡之后大概随之灭亡，人亦分散，部分南迁至今湖南省岳阳地区。百濮部落则直到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平王六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此举为楚平王“收南方”。上距蚡冒开始略取濮地已两个世纪，距楚庄王灭庸也将近一个世纪。百濮虽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但部落众多，楚未能完全将他们同化。后世被称为濮僚的族群，当是百越与百濮交融而形成的。当前民族史界有的认为百越即百濮，实则他们起源不同，而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地区两大族团汇聚交融而形成的族团濮僚，具有两者的特征。
巴人，在先秦有广狭两义：狭义即以廪君种为核心的古民族，广义包括巴人所建方国内的各民族。
关于巴人的起源，《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生始为巴人。”将巴人的来源
与太昊集团联系起来。《世本·姓氏篇》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音审）氏、相氏、郑氏，都源出于五落钟离山，此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于赤穴，余四姓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五姓相约，掷剑于石，中者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又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为君，余姓皆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在盐阳又经过与盐水女神一番充满神话色彩的艰苦战斗，终于射死盐神，“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这一神话《后汉书·南蛮传》引作叙述廪君种的起源。廪君被五姓共推为君，反映着五姓部落联盟的形成。
武落钟离山，一名恨（音恒）山，又名难留山，在今湖北省长阳县境内。夷水即清江，自来无异议。长阳县在清江下游，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比较可信。清江古与大溪通，是长江通往楚国郢都的重要通道。大溪文化即以大溪镇遗址命名，分布以鄂西南为中心，西至川东，东南至江汉平原，巴人起源与大溪文化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山海经》将巴人起源与大昊相联，反映出巴人中可能有一支来自大昊集团；其主流当是鄂西南土著起源
巴人在先秦的活动区域很广，主要包括川东、鄂西和陕西汉中一带。其最初的中心，即廪君所居的夷城，大概在清江上游距今湖北恩施县不远处。《后汉书·南蛮传》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清江县，隋置，即今恩施县，北周曾在清江上游置盐水县，古代这一带出产井盐。清江上游称为盐水，因当地有泉出盐得名，廪君之所以溯清江而上与盐神斗，是为了争夺盐这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在当时内陆地区控制了盐，是驾驭于其它部落之上的重要条件。
巴与濮往往并称。在巴人建立的巴国，被统治者最基本的民族成分大概是濮。巴国在商代可能已与中原交往，并且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役。《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
纣，前歌后舞也。”然而《牧誓》八国，有濮无巴。或以为濮即是巴，或以为“西土”八国中的彭即是巴国。彭与巴，古音可通，彭国故地有一处在今四川彭县境，1959年在彭县竹瓦街发现一处窖藏，出土21件青铜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己”两解被认为是殷人之物，可能是参加伐纣所获，或因此判断参加伐纣之彭即巴，在今成都平原中心地带，与广汉早期蜀都相距仅数十里。此盖巴人征服蜀以后彭国西迁所致。在《牧誓》中，彭与卢并提，卢在今湖北省南漳一带，稍西北邻南河，古称彭水。宋人罗泌在《路史·国名记》指出：“彭濮人皆在峡外”，即三峡以东；清人陶澍《蜀典》认为彭即“彭水夷”，从伐纣时的地理及巴人起源之区考虑，参加伐纣的巴可能是在彭水立国的巴。
春秋初叶，巴的中心仍在鄂西南，并且和庸蛮等群蛮都对楚国有一定臣附关系。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国遣使请求楚国允许巴与邓（河南省邓县）国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鄾在今邓县南，汉水以北，约在襄樊市以北不远。于是楚与巴联合围鄾攻邓。另一方面，巴又与楚抗争，以至在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巴、楚之间发生战争。这一年楚与巴人伐申（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而惊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楚国在那处的地方官逃跑，被楚王所杀。当年冬天，“巴人因之以伐楚”。到第二年，楚国才大败巴师于津。那处为楚灭掉权国以后安置权国遗民的地方（今湖北省荆门县东南），津距清江入江处不远，故地在今湖北省枝江县。
巴人曾力图在楚秦之间夹缝中争取独立地位，既不得不附楚，又向秦国朝贡。公元前611年庸国屡胜楚师，巴又与秦共同支持楚国夹击庸国，楚灭庸，与秦、巴瓜分庸地：楚占有庸国的中心地区，即以今湖北省竹山县为中心的鄂西北地区，秦得到庸国北境今汉水上游陕西南部安康、紫阳一带；巴分得庸国的西境，今川东巫山、奉节一带。于是巴国完全控制了由长江中游通往上游的枢纽，其政治中心也向今重庆地区发展，形成了与蜀在今四川地区东西相对峙的局面。到春秋中后叶，巴国发展到了最盛时期，兵锋所指北达邓，南涉沅、澧，并
且与蜀国在西南相抗衡。巴对楚已摆脱原有的附庸地位而经济文化与楚均有密切的往来，政治上时亦发生矛盾。公元前337年巴蜀攻楚，取楚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县），对郢都造成了威胁。楚国在今长阳县境清江下游建立扦关以防巴人的进攻。
进入战国，秦、楚更加强大发展，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战国中叶，楚已进一步掠夺巴在川东的许多地方，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初讨论形势，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大约今川东长寿以东，长江以南西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已非巴有。至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
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今贵州南部原属巴国的
地方也都属楚了。这时巴国所保有仅川东北一隅之地。至前316年秦惠王后元九年灭巴蜀，置郡。巴人自廪君立国，也许曾建立过若干个方国，至秦灭巴，前后约有千年以上。此外，武王伐纣之后，据记载还曾以宗子在巴人地区建立过姬姓的巴子国。
巴国境内，民族众多，《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中濮分布很广，大概是巴国境内人数最多的族团，称为百濮，已在前面叙述过。苴是巴人的一支，《史记·张仪列传》说：“苴蜀相攻”，苴侯为蜀王封其弟于苴之区，与巴王相友好，蜀与巴为仇，故蜀王兄弟相攻。《索隐》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蜑与巴同族系，《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蜑与诞同音异写，巫诞大概即巫山地区的蜑人，大溪即在附近入江。前已述及，大溪古与清江通，从川东由大江出，至大溪进入清江直抵宜都再入大江，古时是一条风险较少的航道。
其余各族不易细辨，总不出百越与百濮族群。
廪君种勇敢善战，崇拜白虎。此俗至本世纪50年代以前仍在鄂西、湘西、川东土家族中流传，当与土家族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而巴人与巴国境内各民族大多在秦灭巴以后已经华化，成为西华夏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巴人及巴国各族在西南、中南继续发展，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将在秦汉以来西南各族中追叙。
蜀是长江中上游文明发达最早的古代民族与方国。春秋中叶以前，长江中上游小国、部落以百数，而蜀为最强大，文明程度也最高。至少在蜀国杜宇开明王朝以前，巴蜀属不同的民族，蜀国境内也有许多民族，即使蜀国各王朝，统治者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
蜀字在殷墟卜辞中已出现，但多数甲骨文字学者认为甲骨卜辞中的蜀是地名，可能指今陕西、山西、河南或山东省的某个称为蜀的地方，与四川省没有多大关系。关于蜀人起源，《世本·姓氏篇》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史记·五帝本纪》说：“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又参照《帝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相关记载，则蜀出于昌意一系，与夏、楚、秦国同源出帝颛顼。这些都是战国秦汉人在华夏民族形成与统一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归纳。
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把蜀的起源，一直推到了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李白《蜀道难》更夸张地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长江中上游是一个有远古人类化石丰富材料发现的地区，从巫山人、元谋人等属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至晚期智人资阳人，都发现于这个区域。然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起源，渊源与序列到目前尚不很明朗。自1929年及本世纪30年代，在成都以北40公里广汉市三星堆发现一批玉器，至1980—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早期蜀都与两个大规模青铜人造像及玉器的埋藏坑，蜀地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大体同步发展，其文化内涵表明，蜀地青铜化有鲜明地区特点，其起源具有本地渊源；同时又具有受中原、秦陇、江汉的青铜文化明鲜影响的特点，说明蜀道虽难于通行，先民仍克服种种天险与秦陇、江汉和中原发生了交往。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化，从新石器晚期至与夏、商、周相当的时期以及秦汉时期，文化层位序列比较清楚，两处大型埋藏坑出土的早
蜀时期的神人铜立像、面像，头像，神树、蛇、鸟、兽、金面罩、金仗、玉质礼器。璋、瑗、圭、璧等就有千余件之多；这些发现不仅震撼了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了世界学术界极大的兴趣。考古学界初步将三星堆文化划分为四期：一期距今约4800年左右到距今4000年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黄土台地区域，形成了一支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氏族部落群体，相当于中原夏朝建国以前的尧舜“禅让”时期。二期、三期包括距今4000年左右到32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至商代中期。这一时期是典型的三星堆青铜文化从形成到兴旺发展的时期，建立了古城，出现了国家的组织，有巨大的祭祀中心。四期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商末周初，此时三星堆古城突然废弃，青铜与玉礼器等突然被埋葬，今已发现两座大规模埋藏坑，而文化与政治中心由成都十二桥等处的考古发现证明已由今广汉地区转移到成都平原中心。这些发现，使文献记载的蜀国蚕丛、鱼凫、杜宇、开明几个时期统治者的更替及其年代可以从考古学实证中去追寻。目前这种研究已经开始，也仅仅是开始。
蚕丛，大概是从岷江上游南下至成都平原北部的早期蜀人的名称，属氏人的一支。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人李元《蜀水经》也说：“江水又南经蚕陵山。故蚕陵县以山名也。古蚕丛氏之国在叠溪营北三里。”蚕陵县系、汉武帝元鼎间置，治所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叠溪北。古人以岷江为长江正源，故岷江直称为江。此外，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汶川、灌县境内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而且这些地名，据当地传说多因石而得名。由此推测后人称之为蜀，其最初的名称为蚕丛，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因居住在岩石“巉棱如簇蚕”的岷山之故。
鱼凫，可能与蚕丛同族，也可能来自东方。大概鱼凫时期已具立国规模，考古学界颇以为“三星文化发生期的主人或许是蚕丛氏柏灌[]氏；三星堆繁荣期的主人大约是鱼凫氏，成都十二桥，丰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若这个判断不误，则鱼凫时期已达到青铜文化的繁荣阶段，且已修筑古城，具有立国规模，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其统治者究竟属何
族系，目前难下判断，不过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的发式、服式等材料来判断，早蜀已具有多民族的特点。
按照三星堆遗址古城突然废弃而政治中心转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在商末周初的情况判断，杜宇代替鱼凫大概是在商末。杜宇从何而来？《蜀王本纪》叙述：“（鱼凫）后有一男子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于郫。”《华阳国志·蜀志》与此稍异：“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今成都西北，广汉西南郫县；瞿上，一般认为即今成都市南双流县。可见蜀国政治中心是在杜宇时南移至成都平原中心，与三星堆遗址及成都十二桥、羊子山等处遗址文化反映的历史面貌可以相互印证，朱提为今云南省昭通县。
参加伐纣的蜀大概即杜宇王朝。蜀，古与叟音近。《牧誓》、《伪孔传》说：“蜀，叟。”孔颖达《疏》：“叟者，蜀夷之别名。”据此则杜宇与蚕丛一样，属于氏羌系民族。但《华阳国志·蜀志》称：“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在开明之前有蒲泽，《路史》作蒱泽，当是杜宇别名蒲卑的异写，“泽”与“卑”何者为正，难断；蒲与濮音同相通，因而杜宇也可能出于百濮。究竟属何族系，姑可存疑，而杜宇时期注重农业，则可以肯定。据《华阳志·蜀志》，直到东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在川西郫县一带，至今一直长期流传着杜字时代发展农业的故事。杜宇最盛时的疆哉，《华阳志·蜀志》说：“（杜宇）自以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蜀志》把杜宇称帝的时间放在“七国称王”之时，即战国时期，显然有误。杜宇代替鱼凫在商末，其灭亡年代，《路史·余论》记述开明代替杜宇之后经11代350年为秦所灭。秦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则开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在公元前666年左右。《华阳志·蜀志》也说开明王朝传位12世，据此则开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也是在春秋中叶。总之，杜宇王朝大约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存在约4个世纪，其最盛时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今汉中地区，南包今凉山州及云南北部，东边至少可以称霸于川东。春秋中叶以前庸国实控今奉节、巫山一带，庸国灭亡以后，巴国向川东发展，在巴人西进以前不久，蜀国杜宇王朝已走向衰亡。
开明王朝代替杜宇在春秋中叶，《蜀王本纪》叙述：“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一神话所反映的是，鳖灵来自荆蛮地区，善于治水，因开凿玉垒山（今灌县西北），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为成都平原农业开发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实际上已造成了代替杜宇王朝的基础，从而代替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开明王朝传12世，其王有名可考者仅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等四世。在建国初，定居于广都樊川（今四川省双流县），《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徙居时间，《华阳国志·蜀志》在叙述九世开明帝以后说：“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于成都。”这大概是在战国中期。此前杜宇都郫，开明居广都樊乡都在成都周围，从开明王朝徙居成都以后，成都一直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开明王朝第一世鳖灵来自荆，通常以为是楚人，荆为地区名，未必一定是楚，且在楚与蜀之间有庸及巴，楚国势力入川必受阻障。开明是来自蜀以东的荆蛮一支善于治水的民族。
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北面，秦国日益强大。蜀据有汉中，而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东面与巴抗衡；西面与南面役属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华阳志·蜀志》说：“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纻、犀、象、毡、丹黄、空青、桑、麻、氂之饶，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是一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的富饶之区。此时期，蜀人进一步冲破蜀道天险，与秦陇，江汉及中原有更多的联系，甚至越过秦岭，攻秦雍都。
然而到战国中叶，秦、楚强大，秦以联姻、货赂等各种手段吸引蜀国，而楚进逼巴国东南和南部，巴蜀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纳入中华历史发展的主流，与中原历史进程联系越来越密切。秦惠文王后元九年秦终于并灭蜀与已，置郡，蜀人与巴人一样，成为西南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
同时也散布于西南其它各族之中，融入当地各族。至于蜀国所属各族，在秦汉以来西南夷中追叙。云贵高原滇与夜郎，在先秦都已立国。大约在楚威王时，楚将庄
入滇，征服了滇池富饶地区，当地劳
浸，靡莫（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滇焚（今云南滇池地区）等部落数十，以滇为最大，庄“以兵威定属楚”。然而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秦夺楚黔中郡，断了庄
归路，
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夜郎及其同种部落，分布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以夜郎为最强，先秦已具立国规模，到汉代与汉王朝关系密切，其族属与渊源将在秦汉相关部分追叙。
三、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百越
越作为族称，与瓯、闽等相通，而统称为越。《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在海中，闽在海中。”《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述，商汤时正东有沤深、越沤；《周礼·职方氏》记述职方氏所掌各族有七闽；今本《竹书纪年》说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史载春秋越国王族出于夏少康支庶，吴国王族与周同宗。这些都将越人与中原的关系追溯到了夏、商、西周。考古文化也证明，越人在三代时期确已在长江中下游及岭南创造了历史与文化。
百越的通称见于战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①。大体自今湖南的东部与南部，以东以南都至海，包括江西、浙江、苏南、皖南、福建、广东、广西以至越南北部所分布的众多部落与民族，是族类相近的一个大族系，通称为百越。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及岭南都存在自有渊源的新石器文化区域看，百越应是起源于中国的东南与南部的土著。至青铜时代，有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是古代百越的物质文化遗存。
这种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可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而形成的年代至少可追溯到中原的商代。其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香港等省区均普遍发现；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与南部、广西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有发现。
在云贵高原，目前尚未发现几何印纹陶并存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于云南滇池周围及其它地区和贵州的一些地区都有发现，是越人分布到云南的证据。越人中发展最快，并在春秋中晚叶在长江下游兴起，以至积极参与中原争霸的是吴国和越国。吴，称句吴，又有攻敔，攻、攻、攻吴等多种不同写法，相传吴国的始祖太伯、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而长于季历。太王喜欢季历的儿子昌，为了让太王传位于季历，太伯、仲雍从周原逃奔至荆蛮地区，“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颜师古注“句吴”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音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吴也许是太伯从周带去的名称，荆蛮是对南蛮地区的泛称，所到实为越人区域。太伯到了越人当中，从其俗断发文身，并按越人发音习惯称为勾吴，是越人中同化了南奔周人而形成的文明发达较快的一支。
吴太伯南奔的具体地域，《史记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今苏州也。”据此则吴太伯时起已经以太湖地区为中心。从考古文化观察，太伯南奔大概最初是在镇宁地区。这里虽距太湖地区不远，然而沿大江，为长江下游通往淮河流域及中原的门户。今南京市南江宁县熟湖遗址发现的熟湖文化，是一种受中原影响较多的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其时代多认为相当商末周初。这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水田农耕文化。不仅有通常认为是越人文化遗存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器物有鬲，有鼎。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中国的炊器可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系统。
鼎为东南特征，鬲为西北特征。在太湖地区的青铜文化中，至今未发现鬲，而熟湖文化却出现了大量的鬲和甗，这是来自西北的炊器，但熟湖文化把鼎的角状把手移植到鬲上，成为一种当地特有的器物。
熟湖文化的分布以南京为中心延伸到江苏、安徽两省长江沿岸，往往称之为先吴文化。吴太伯兄弟南奔到越人地区，如前所述，带来的一部分周人已完全被当地越人所同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筑城、铸造等先进技术。吴善于向中原学习，善于吸收，对吴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越人中先进之区的勾吴与吴文化分布之区，东至海，在太湖东南与于越错居；南达新安江上游南岸；西临彭蠡与楚相接；北以大江为界，与南淮夷隔江相望。地域大致相当于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
从吴太伯至寿梦19代，大约有5个多世纪。《史记·吴太伯世家》仅纪其世次，而纪事极简略。至寿梦时勾吴兴起。前584年（寿梦二年），楚国的大夫申公巫臣因遭楚迫害亡命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左传》成公七年（即寿梦三年）记述，巫臣劝吴通于晋，并“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大概在寿梦以前，勾吴对楚有一定的从属关系，至寿梦时使淮河中下游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及越人各部落，从属楚改而属吴。寿梦在位26年。
在他死后，王位继承成为争夺目标，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阖闾。阖闾重用从楚国亡命来归的伍子胥和齐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孙武，进行社会改革，终于在其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楚昭王十年）联合蔡、唐与楚决战，一直攻下楚国郢都。但在吴骤胜之后，一方面于越攻其后方、秦楚联军攻其前方，另方面吴国王族分裂，吴在进入楚国中心之后又不得不退兵回吴。于是吴国转而与越国角逐。阖闾十九年伐越兵败。阖闾受伤身亡，其子夫差立。夫差二年败越，于越沦为句吴属国。此后夫差屡北上伐齐。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南），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王勾践乘机袭吴，至夫差二十三年，夫差被越军所逼，自杀，吴亡。疆域和民众大部分为越国所有。
越，称为于越，《逸周书·王会解》记述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雒邑”，于越上贡一种称为魶的水产，孔晁注：“于越，越也。”
于越的起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其始祖号无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庙祭祀之费……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无余时还是一幅原始朴野时代的图景。到春秋中叶，于越大体与勾吴同时兴起，成为越人中其文明与勾吴同步发达的一支，与吴所不同的是，于越奉禹为祖神。
于越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省诸暨县南），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嘉兴县），东至于鄞（今浙江省鄞县），西至于姑蔑（今太湖）。”其地望大体包括：南包杭州湾，北至太湖地区，即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考古发现证明，商周至战国，正是今浙江省境内几何印纹陶流行的时期，全省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有数百处，遍及大部分县。据研究，浙江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从文伦内涵看，可分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和瓯江水系四个类型。除瓯江水系的文化面貌与福建发现的相似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接近的。考古资料所反映的这种情况与文献记载关于于越范围相互吻合。于越的分布以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包括今浙江北部与中部，并在今太湖地区与勾吴交错杂处。
自无余以后20余世，至允常，已是春秋晚叶，这时于越兴起，在长江下游与句吴争雄。“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春秋》定公五年（阖闾十年，前505）载：“于越入吴。”当时越国趁吴伐楚阖闾在郢，吴国内空虚，袭击吴的后方，但未能对吴造成根本性威胁。
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称王。前496年（勾践元年），吴王阖闾伐越，结果兵败身伤而死。勾践三年，又自以为兵强，听说阖闾子夫差即位后准备复仇，于是先发兵攻吴。“吴王闻之，悉精兵击越，败之夫椒”。结果勾践投降被俘，降为奴隶。不久勾践被夫差放回会稽，越国成为吴国附庸。但吴王夫差忙于伐齐，北上争霸于中原，在国内又诛杀贤能，重用奸邪，生活荒淫，挥霍无度，勾践却卧薪尝胆，发展经济，任用范蠡、文种，实行一系列改革，富国强兵，并对楚、
晋、齐等大国积极开展交往，以孤立吴国。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即勾践十四年），吴王北上大会诸侯，国内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以十年之力所积累的精兵袭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夫差惊恐，“乃使人厚礼以请成（于）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以后又经过八九年，不断对吴国的攻伐，至夫差二十三年越国灭吴。“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一时称为霸王。
勾践既称霸，于是迁都于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统治势力达到今山东省境，虽然在勾践临死时告诫其子：“夫霸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对自己灭吴，攻伐齐、晋、鲁、邾等国，用兵不息已有所警醒，然而其后继者仍以兵灭掉东夷小国滕、郯等，并与齐、晋、楚等大国抗衡，被齐国视之为“孟虎”。但越国虽在琅琊立都数十年，终未能在北方站稳脚跟。前379年（越王翳三十三年），越国都城由琅琊南迁至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接着发生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悲剧。越国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加速了社会的动乱，这时“孟虎”已是“死虎”，但越王无疆仍“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后又在齐策动下，越释齐而西伐楚，“于是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楚灭越国，在前334年（楚威王六年），于是越所兼并吴国之地属楚，以往于越故地即以会稽为中心的地区仍为于越所占据，而臣属于楚。
勾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吴寿梦十年），寿梦朝周，路过鲁国，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非常羡慕中原文明，“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在中原华夏的观念里，不仅吴、越是蛮夷，甚至连中原诸侯之不能维护华夏尊严的都是“新夷狄”。而吴越地域相连，语言相通，衣食习俗相同，虽为敌国，却是同一族类。
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经过种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越所住干栏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而越人发达的葛麻纺织及丝织业，在吴越地区也起源甚早。青铜文化发现与中原同步而发达晚于中原，可是到春秋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闻名天下，至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举世叹为观止，文献记载的欧冶子铸剑的技术，得到了考古文物发现的证明。前已述及青铜时代的几何纹印陶，是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吴、越文化也不例外，在精神文明方面，吴越的语言特点、断发文身，拔牙凿齿等，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和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等因素，吴、越都表现积极向中原和楚学习、吸收的特点，吴越兴起时所任用的巫臣、孙武、伍子胥、伯丕、范蠡、文种等都是从齐、楚等国来到吴越的，而季札出访中原，在鲁国论证各国礼乐的博识精论，使中原诸侯与士大夫都大为叹服，经过春秋晚叶到战国时期，虽然《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仍强调越与楚、与华夏还存在民族差别，实际上勾吴已基本上华化，而于越分散、有的华化，有的在秦汉之际仍为越人。百越其它各支，如秦汉之际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瓯等，各有区域，种姓不一，其中多有于越苗裔。
第三节 西 戎
殷墟卜辞已出现“戎”字，是否作族称，还要进一步研究。“羌”或“氐羌”则在商代已作为族称，而且羌还用作对西方各族的通称。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虽明属东夷，仍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延续到春秋战国。自春秋时起，“戎”还偶而与“华”并称为“华戎”。这些都是以戎作为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至于“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一、氏羌西戎的起源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
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
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wiki]九州[/wiki]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
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
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
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二、夏商时期的氐羌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
子午岭以西，其中尤其是陇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岭以东，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
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断定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则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3000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先生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
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隻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隻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245），“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
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
在被商王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人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
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史记·殷本纪》记述纣王曾“以西伯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三公”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总括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北部、陕北至河套一带发现商代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人、鬼方等，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周人是华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在古代民族史上，对鬼方的族属争议极多，他们如何被误认为是商朝西北方劲敌，将在周代氏羌诸部中叙述，兹不赘。
三、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西戎
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于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举部迁徙于周原，与姜姓部落世为婚姻，革戎俗，发展农业，奠定了立国之基。姜姓部落在文化上与周人还有一些差别，在周原先周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带羌戎文化特点的墓葬，大概就是姜姓部落的遗存。“姜”即“羌”，姜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称的氏羌之中。当周人已农业化并且日益壮大兴起时，强调自己是黄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时“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一支夏人。
《说文解字》说：“戎，兵也”，兵即武器；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义引而称呼与之为敌的氐羌各部落为戎，一方面表示敌忾，同时也将他自身及舅族与氏羌人区别开来。
到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已臣附于商，并依靠商朝的支持，展开了对周围各游牧羌戎的兼并和征伐。古本《竹书纪年》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太[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之戎，周师大败。
太[文]丁四年，周人伐无余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继位后，为商西伯，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后来获赦释放，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于是伐犬戎、密须。
在上述季历与文王征伐的诸戎中，以西落鬼戎为最强，既称“西落”，当在周原以西汧陇地区及其以西，大概是与鬼方有共同族称的游牧民族。一次战争被俘获“十二翟王”，可见鬼戎部落之众，“十二翟王”即是十二位鬼戎部落酋长。“翟”以同音与“狄”相通假，本非族称，是周人及诸夏加给鬼戎的蔑称，与“戎”具“兵”、“凶”之义引申加之于各敌对部落相同。王国维先生说：“《经》、《传》所记，自幽王以后至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又说：“狄者，远也……《书》称‘狄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乃引申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驱除者，亦谓之狄。”所谓“翟王”，即远方当驱除之王。
商及周初的鬼族，按王国维先生考证当是畏族，与媿、隗等姓相通，是汉代隶定时写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族群，西周早期铜器铭文《小盂鼎》记述了盂在受爵以后两年，即康王二十五年，以两次对鬼方战争的胜利告捷献俘于周庙而受庆赏的史实。其第一次仅俘虏即达“万三千八百十一人”，“执兽三人”，第二次又“执兽一人”，此外，还掠夺了大量牲畜财物。此铭残泐过甚，难以通读，但从可辨释的俘获数字看，已表明战争规模之大，周对他征伐不遗余力，也可见鬼方当是一个人众较多的强敌。郭沫若先生分析了俘人达万三千多，“执兽”仅一二人，指出“足见兽之重要，盖兽读为酋，言生擒其酋首也”。铭文还记述了鬼方酋长回答讯问为何反叛时说，他们因为周之伯首先进犯，才“从商”反叛的。郭沫若先生推
断此处所说的商是在商朝灭亡后逃往西北的商王遗族，并具体指为后来被秦灭亡的杜毫，他们在周初曾联合鬼方进行反周的战争。
另有《梁伯戈》记载梁伯曾伐“鬼方（蛮）”。梁国，秦改为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在镐京东北。故王国维断定鬼方“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
在今山西省境内，商代原有许多羌人部落与方国。周初，唐叔受封于晋南，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赐之民也有“怀姓九宗”。可见当时晋南仍有不少羌戎，“怀姓”即鬼方之媿姓。在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省南部也有鬼侯城，《史记索隐》引《括地志》说：“相州滏阳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滏阳即今河北省滏阳县，鬼方也有东迁至太行山以车古黄河下游立国为诸侯的。
在周人兴起时，仍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周武王伐纣，得到了西土各国的支持，《牧誓》所举有羌，大概即殷墟卜辞中作专名的羌方。此外，在周代的文献中，很少见羌作族
称，原被商代泛称为羌的诸部落与方国，其保持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都已泛称为戎。周文王虽已使诸戎臣服，也还是叛服不常。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保障京师的安全，“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西周初，从陇山东西到河套、东延及今山西境内，都有诸戎游牧部落分布，与周保持“以时入贡”、“王事天子”的关系，比较相安。从《小盂鼎》、《梁伯戈》的铭文看，康王时还发生过对鬼方的战争，而史书失载。鬼方在商周之际与周初，是周人的劲敌，所以周人把鬼方当作远方的通称。
西周中叶，与戎狄相安共处的局面日益难以维持。周穆王时，周室尚称强大，因“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西征到了什么地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昆仑丘所在，各家考证不一，肯定已超过陇山山脉，到达今甘青境内，见到了西戎的一位女酋长。穆王从陇以西迁戎至泾水上游之太原，大概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太原之戎成为周室邻近王畿的威胁，完全与穆王初衷设想背道而驰。
自夷王以后，周日益衰败，“荒服不朝”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而秦族在陇山地区逐渐壮大，周也逐渐倚靠秦人来制西戎。
周考王时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境），为周附庸。同时接受申侯的要求，让非子同父异母兄弟成继承其父大骆的酋长地位居犬丘（也在天水市境），“以和西戎”。成的母亲是申侯之女，申的这一支对西戎有重大的影响，与周也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大概是姜姓申国仍居陇山地区的游牧人，当他们与周为敌时，称为申戎或姜氏之戎。
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周夷王时，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
周厉王时，西戎杀秦仲同族，即居于犬丘的一支大骆的后裔，王命伐戎，不克。
周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失败被杀，宣王召秦仲之五子，予兵7000破戎，西戎稍却，秦迁居犬丘，周封秦仲之长子为西垂大夫，即
秦庄公。
宣王五年，猃狁（即犬戎）侵周至泾水北岸，宣王派南仲筑城于朔方，尹吉甫击败猃狁，逐至太原，一时西戎臣服。
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胜；三十六年代条戎、奔戎，败绩；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三十九年，王伐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述，“（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役当与《竹书纪年》所记宣王三十九年代申戎是同一史实。千亩为周王之籍田，应距镐京不太远，宣王败后“遂料民于太原”，也就是穆王迁戎于太原之太原，在镐西北，实际上是周之远祖在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的地区，与后世所说晋阳太原不同。戎人所灭姜侯之邑，大概是姜姓之封于周原境内者，《水经·渭水注》“岐水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此姜氏城或许即戎人所灭姜侯之邑。
条戎在中条山北鸣条陌，奔戎与条戎并列应相距不远。汾、隰为晋中两水名，汉代有隰县（今山西省离石县境），其地在晋国之北，故晋人称之为北戎。
从以上可以看出，宣王时与诸戎的战争重心在陇山地区的西戎，同时在霍太山南北，戎人与周与晋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
申的另一支，与周王保持密切的甥舅关系。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邑（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控制南方。幽王后也来自谢邑之申国，幽王无道，失信于诸侯，宠褒姒，废申后及其所生太子宜臼。公元前771年（幽王三十一年）申侯联合增国（也在今南阳市境内）及犬戎攻镐京，杀幽王，立宜臼为平王。为避西戎，迁都于雒邑，史称东周；当前中国史界以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时期的开端。
进入春秋时期，诸戎分布很广，而且在中原与周王及诸夏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可分为镐京与岐周地区、伊洛地区、鲁西及豫北地区、晋国周围地区、陇山与陇以西地区。
平王东迁，封秦襄公为诸侯，命襄公从西戎手中收复岐周地区，并将岐以西赐秦。至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击败西戎，“于是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实际上岐以
东仍为诸戎所占据。秦又经过几十年与诸戎的斗争，至秦武公灭戎人彭戏和小虢，于是东至华山。公元前677年（周僖王五年），秦德公迁居雍（今陕西省凤翔市），从此秦在崤函以西发展为强国，而秦与西戎的斗争转向陇山及陇以西地区。
鲁西及豫北地区，主要是戎州已氏之戎，春秋初与鲁、齐、郑等国的关系，已在本编第二章第一节述及。
伊洛地区，在平王东迁以前已经有不少戎人部落，其中见于《左传》有名可考者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三年），王子带作乱，招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攻王城，烧东门。此后，伊洛之戎曾与鲁、晋会盟，又曾攻宋，在陆浑之戎迁来以前是伊洛地区主要的戎患。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秦穆公与晋惠公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同时迁姜戎于晋南。陆浑戎周詹桓伯说是“允姓之奸，居于爪州”，晋范宣子对戌子驹支说：“昔秦人逐乃祖吾离于瓜州。”这个瓜州在秦晋西北，杜预认为在敦煌，但敦煌在秦雍都以西千数百里之外，其地在汉武帝时始立郡，若远在敦煌，对秦毫无威胁，秦也无力驱除他们。允姓，因猃狁而得姓，与鬼方媿姓相同，西戎本有九州之名，瓜州大概为其中之一，在秦雍都附近，泾、洛二水中上游及陕北一带。秦因陆浑与姜戎近都，务在驱除，而晋惠公原逃亡在外，得秦国支持才获得晋侯地位，他的母亲又是允姓戎之女，允姓戎是他的舅族，因而迎合秦国，招允姓陆浑之戎安置于伊水流域，嵩山附近，而姜戎安置于晋南。
陆浑之戎，南迁后除伊川之外，还有一些分布于熊耳、外方诸山之北，黄河之南，山北水南称为阴，所以黄河与熊耳之间称为阴地，故陆浑戎又称阴戎，又因其原居地已有九州之名，称为九州之戎。南迁后，成为周王新的威胁，在晋楚争霸期间，依违于晋楚之间。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一年），晋国灭陆浑，陆浑酋长奔楚，而余众属晋，不久晋国即完全吞灭九州之戎而筑城有其地。
晋国周围，西周以来不仅有许多姬姓与异姓诸侯，也有许多戎狄
部落杂处其间。西周初，成王封其弟虞于唐，在河、汾以东，地方百里，唐在今山西省翼城县境。其后分为翼城、曲沃两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三年），曲沃武公并晋湣侯之地，迁居翼城，统一晋国，并得到周王承认为晋侯。其境域仍限于汾涑平原。武公于公元前677年去世，献公继位，大肆扩张兼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晋国女叔侯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
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韩非子·难二篇》记述晋烛过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可见献公以前晋国周围小国林立。即晋献公并国如此之多，还是“戎狄之民实环之”，直到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晋国籍谈仍声称：“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此时已是春秋晚叶，籍谈的话显然有夸大，但也反映了晋国周围戎狄分布的复杂情形。自夏代以来，直到春秋初叶，霍太山南北戎狄分布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到春秋中叶以前，戎与狄不加区分，至春秋中叶，始有“狄”的族称，晋国及郑、卫、邢等国北边各部，一般都称为狄，有赤狄、白狄、长狄各族群，将在北狄一节叙述。晋国境内杂居之戎及晋国南边之戎，有名可考者有条戎、奔戎，已在前面述及。晋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此即前所述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败绩，故晋侯生子取名为“仇”。
晋献公一方面兼并许多小国，同时注意结好于诸戎。他“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大、小二戎是以戎之二女年次相对而言，不是部落名称。按上引《左传》杜《注》显然出于不同部落，而《史记》说：“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春秋时戎狄经常相混，狐氏出于唐叔，与晋同祖而在戎狄，从狐氏对重耳在外流亡及后来夺晋侯位是为晋文公并且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看，狐氏的华化程度相当深。
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骊戎也是姬姓之在戎狄者。骊姬有宠，生子奚齐，晋献公晚年杀太子申生，迫重耳与夷吾出亡，夷吾逃至秦
国，在晋献公死后得到秦穆公支持归晋夺位，即晋惠公。骊戎一般以为分布在今西安市临潼附近骊山，顾颉刚先生依当时晋东西诸国形势推断骊戎应是居于晋国绛都（在翼城附近为晋献公所筑新都城）东边的“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以东析城、王屋一带。
晋国南部最活跃的是姜戎。前已述及，晋惠公招姜戎安置在晋国南部。这一部落群，大概就是周宣王三十九年所伐的申戎。申，姜姓，故称姜戎。姜戎于公元前638年南迁，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二十五年）帮助晋国邀劫袭郑未成功的秦师于崤，俘虏秦国盂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可见姜戎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晋国在文公称霸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晋一度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69年（周灵王三年），晋国魏绛向晋侯建议和戎，以物产换取戎人的土地，并且得到诸戎的支持，数年间晋国重振霸业。戎狄与晋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晋国的兴衰有一定的影响。
诸戎迁徙到诸夏境内，当然会接受诸夏的文化影响，但直到春秋的中晚叶，仍大体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公元前559年（周灵王十三年）姜戎子驹支追述晋惠公因诸戎是四岳之后，才把诸戎安置在晋国南部，成为晋国“不侵不叛之臣”。然而此时距南迁已80年，驹支仍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币不通，言语不达”，民族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到春秋战国之际，情况就不同了，伊洛地区诸戎已被韩、魏并灭，姜戎也不复见于记载，其它鲁西豫北及豫南地区诸戎，也都已被楚国及齐、鲁等兼并，崤山以东诸戎部落已被吞灭，戎人也都已加入华夏行列，被华夏所涵化。只有陇山地区及陇以西，或与秦长期交往被华化，或在陇以西逐渐形成氐羌族群，成为秦汉以后氐羌族群的前驱。
四、陇山地区诸戎及陇以西氐羌族群的形成
秦国从襄公受周王之命从西戎手中收复歧周镐京地区，到秦昭王灭义渠戎，在陇山地区及陇以西今甘肃省东部原为诸戎分布之区均已设立郡县，前后经历了5个世纪。在这5个世纪中，秦族自身完成了由西戎而华化的过程，并奠定了统一诸夏的基业，秦国郡县以内原有
的诸戎也都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今甘青川西北的氐羌族群，同在战国逐渐强大。
从秦襄公至秦武公将近百年，主要精力放在收复汧陇以东、华山以西的平原地区，也已开始了兼并陇山地区诸戎的尝试。公元前688年，即秦武公十年，“伐邽、冀之戎，初县之”。这是秦国设县的最早记录，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的设县记录之一。秦邽县，西汉改为上邽县，属陇西郡，应劭说：“即邽戎邑也”，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冀县在汉代属天水郡，故地在今天水市西北甘谷县。但从西河以西，包括今陕北及陕甘交壤地区，仍为诸戎比较集中分布之区。秦自公元前627年，即穆公三十三年被晋国及姜戎大败于崤山之后，即停止了向东方发展的进程，一直到战国时期以前，秦国主要是向西兼并诸戎。秦穆公用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当时从辽西、燕山地区，到晋北、河套及陇山东西诸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史记》戎与狄不分，实际上辽西、燕山地区是山戎，与东胡族属相近，河套一带可能属匈奴，在北狄一节叙述，陇山地区及陇以西则自夏商西周以来，都是羌戎分布之区。由余的祖先是晋人，他本人也“能晋言”，在戎入部落中被称为圣贤。当时诸戎中自有君长，但无宫室积聚，也还不知诗、书、礼、乐、法度之治，酋长与部落民之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还是比较简朴的。其风俗大异于诸夏的是火葬，诸戎中最强大的义渠国，其亲戚死，积柴焚尸，熏烧烟往上冲，认为死者随烟升遐，生者尽了孝道。秦国为了离间戎王与由余，遂给戎王“女乐二八”，戎王十分着迷，长年乐此不疲，由余屡谏不听，终于受到戎王的排斥而投奔秦穆公。
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中原诸夏也不把秦当诸夏，春秋时期不与秦会盟。被秦穆公所吞并的八国或十二国，未详其名称，其未被吞并的，陇山以西有绵诸、翟、
等部，岐山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
朐衍等部。在秦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的百余年中，不见秦与诸戎战争的
记载，可能有一段相安时期，此期间距秦较近的大荔戎、义渠戎社会发展很快，战国初“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大概已经定居，由游牧转向了农耕。
根据《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秦与陇山东西两侧诸戎的关系，列大事表如下：
公元前470年（周元王六年，秦厉共公六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
公元前461年（周贞定王八年，秦厉共公十六年），秦灭大荔，有其地。
公元前457年（周贞定王十二年，秦厉共公二十年），公将师与绵诸战。
公元前444年（周贞定王二十五年，秦厉共公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
公元前430年（周考王十三年，秦躁公十三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
公元前395年（周安王七年，秦惠公五年），伐繇[绵] 诸。 公元前361年（周显王八年，秦孝公元年），出兵，西斩戎之王。
公元前331年（周显王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
公元前327年（周显王四十二年，秦惠文王十一年），秦取义渠地，置县，义渠王臣于秦。
公元前320年（周靓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秦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公元前317年（周靓王四年，秦惠文王更元八年），义渠败秦于李伯。
公元前314年（周赦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侵义渠，取其二十五城。
公元前272年（周赦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于甘泉，因起兵灭义渠。
上述诸戎从黄河以西，泾、洛流域，到陇山东西，环秦分布，与西周时诸戎环镐京王畿分布设有根本的改变。所不同者，西周时诸戎部落名称记载不详，只笼统称为西戎、鬼戎、猃狁、薰育等诸戎部落群的总名；战国时诸戎部落与国家名称比较详细，这是由于诸戎社会有了发展，各部或立国称王，或自成部落，名显当地，而秦与诸戎的关系也比西周时与诸戎关系更为密切，了解得更加详细。
大荔在最东，处北洛水、渭水入黄河三大河相汇的地方，今陕西省有大荔县，即古大荔戎的中心分布之区。大荔稍东北有彭戏氏之戎（今陕西省白水县东北彭衙村），早在春秋初叶已被秦武公吞并，而大荔处在晋、秦两大国之间，无论晋秦是和是战，都未危及大荔在整个春秋时期3个世纪的存在，而且发展为诸戎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中奥秘史载缺略，能在晋秦两强之间顽强地存在3个多世纪也说明了大荔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诸戎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在秦的西方，以陇山山脉为中心。 绵诸，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县，是与秦早期立脚的秦邑及犬丘距离最近的一部，西汉有绵诸道，属天水郡。翟在今甘肃省临洮县，西汉有狄（翟）道，属陇西郡。
在今甘肃省陇西县北，汉有
道，
属天水郡。乌氏，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汉有乌氏县，属安定郡。朐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东南，汉有朐衍县，属北地郡。陇山地区诸戎以义渠为最强大，其都城在今甘肃省宁县北，汉有义渠道，属北地郡。秦灭义渠以后，设北地郡，包括今宁夏东南部，甘肃省庆阳地区及陕北部分地区。其间有乌氏、朐衍等部，不知是否对义渠有附属关系，但从义渠有数十城，其中公元前314年秦一次攻取义渠25座城，义渠也曾有攻秦直到渭水北岸，大败秦师于李伯等取胜于秦的战役，足见义渠地区在秦以北包括比较广大的地域。秦灭义渠的手段也很特殊，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曾与义渠王相通很长时间，生有二子，当时义渠虽已朝秦，也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最后是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才并灭义渠，设北地郡，并沿陇西、北地、上郡修长城，以与诸游牧部落相分隔。
秦汉制度，县级“有蛮夷曰道”，原诸戎地区所设县，多以原有
部名称“道”，可见这些地方是华戎共处，合而未化。
在黄河上游，今青海与甘青接壤地区，三代以来本有许多部落，秦厉共公时，即战国初叶，有羌人叫爱剑的，不知出自哪个部落，被秦所俘，沦为奴隶。后来逃归河湟赐支，各部落以为爱剑得到了天神的保佑，才大难不死，共推他为首领。当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戈，以爱剑赏为奴，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两汉时河湟赐支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首领大多是无弋爱剑的子孙。
分布在河西走廊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其中月氏在战国末已建国称王。
陇山以西，今甘肃省武都、略阳一带的氏人，也出自先秦诸戎，其史绩大显于两汉魏晋，其起源将在秦以后相关部分追叙，本节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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