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17年1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实际上是一个准备时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一般还很幼稚。

（2）“五四”——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一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鲁迅的《呐喊》《彷徨》及郭沫若《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新文学初步站住脚跟，显示了声威。

（3）“三·一八”惨案——1927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这一时期开始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

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品格：

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

新文学的先驱者们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革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的色彩。如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文学研究会中的一大批作家也大都执意探察人生社会的究竟，郭沫若《女神》中有“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理性的追求直接影响到文体的发展。如带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抒情之中时常揉入哲学联想的“小诗”，重议论、重批评的“随感录”作者群的现代散文等等。

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

新作家们大都曾表现出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在小说方面，问题小说如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卢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讨人生究竟时也诉说着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如彭家煌、许杰、蹇先艾、徐钦文、王鲁彦等的作品，也都无不隐含着乡愁；自叙传抒情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以及淦女士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等更是不厌其烦地咀嚼着伤感。相较之下，新诗方面更多的体现了五四昂扬向上的时代情绪，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及湖畔派天真青春的爱情诗，但即使如此，像《女神》中也有不少篇章带有感伤情调，哲理小诗及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都普遍涂上了感伤的色彩，闻一多的诗在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中不脱沉郁感伤的情绪，徐志摩的诗作在潇洒空灵的另一面是惆怅与凄清。

三是个性化的追求。

“五四”时期是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的年代。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的发展还不太成熟，但作家的创作风格却是千姿百态的。如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许地山的隽永奇趣，卢隐的激切质直，王统照的宛曲纡徐，冰心的明丽晶莹，周作人的冲淡自然，朱自清的静美秀雅，闻一多的浓烈沉郁，徐志摩的潇洒空灵，冯至的幽婉舒展，废名的古朴朦胧，李金发的幽微象征，等等。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而每种风格又都浸润着作家的个性。

四是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

鲁迅小说创作的极大成功，将现实主义提高到足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高水平。但一般作家更加向往浪漫主义。郭沫若的《女神》，湖畔派的爱情诗，冰心、宗白华的哲理小诗等，

都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同样，田汉等作家的话剧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秾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一般青年作者在倾向浪漫主义的同时，还把欧洲的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作为先进方法进行尝试和仿效。创造社一派作家和诗人注重表现病态心理和潜意识，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注重暗示、联想与怪诞的表现，鲁迅的《野草》在发掘幽微的灵魂深处时，也接纳了现代主义特别是象征派的某些手法。新文学作者在进行了各种创作方法的尝试后，逐渐都转向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