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近代，1900—1950年

第八章 近代，1900—1950年

新世纪到来时，全世界以拍卖手段出售各种货物的人数，以及从事这种销售工作的拍卖队伍非常庞大，仅英格兰一岛，领取许可证的拍卖商多达60,000余人。伦敦已稳固地建立起艺术品拍卖市场。作为拍卖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联合王国拍卖学院——创建于1886年，目前号称近2,000人。

在法国，艺术品的拍卖远没有像伦敦那么深入人心，拍卖商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参与死亡者的善后拍卖以及法院的委托拍卖。欧洲其他地方愈来愈多地进行日常生活用品的拍卖，出售农产品和园艺产品、家畜、鱼类和其它各种商品。在美国，拍卖奴隶当然早已停止，而艺术品的拍卖方兴未艾；主要还是拍卖香烟、棉花以及本地的水果作物。

虽拍卖活动在重新组合，但1900至1950年期间的拍卖工作犹如经济领域的雷池，危机四伏，随时都有惨遭复灭的可能。竞争者为了在二十世纪中叶争取再创辉煌的业绩，要求摆脱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衰退的阴影，必须在物质和经济方面经受住难忘的考验，以便在良好的环境中抓住机遇，胜利到达终点。

1907、1908年期间，汤姆·霍奇 由于健康原因，急于从岗位上退下来，但仍全力为苏富比公司寻找合作伙伴。他与伦敦书籍拍卖大商贾 霍奇森公司、拍卖商及房地产代理人奈特·弗兰克和 拉特力签订了一份冗长的合作协议。后因霍奇森公司无法接受有关入股的付款条件，协议最终告吹。由于协议告吹，两个即将成为合作伙伴的同行，都失去了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若合作成功，霍奇森就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当时的要价只不过是10,000英镑。

随后，霍奇又说服了另一个朋友，名叫蒙塔古·巴洛，确定成立一个三人合作小组来负责企业的日常工作。正好巴洛又介绍了费利克斯·沃尔和杰弗里·霍布森一起工作，因此，1910年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此，四个合伙人共同承担起苏富比的工作。

1914年战云密布，战事骤风暴雨般地席卷欧洲，拍卖活动只得全部中止。整个战争年代，虽售卖活动还在勉强维持，但门可罗雀；主要是由破产或死亡等强制拍卖支撑场面，偶尔也有例外：1915年至1918年间，最著名的是红十字会售卖活动，那是由佳士德公司承办。这是一件拍卖趣事，1921年出版的红十字会战地活动报告作如下记载。

1914年末，发现很多人无法寄赠现款，而又愿以实物进行捐赠，因此，该会为基金问题发出了紧急呼吁，并选定佳士德公司为该会处理这些赠品。佳士德很快提供了服务，并可免费使用他们的工作人员及赠品出售场所。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查尔斯·拉塞尔先生领导的13人委员会来处理各种收藏品。国王和皇后带头捐赠；接着向社会名流寄信募捐，并于12月通过新闻媒体发出综合性呼吁。

呼吁书发出后，有许多捐赠，其中有一份1867年的拍卖目录及目录所列的部分物品。这次拍卖活动自1915年4月12日开始，延续了12天。在成交的项目中，有国王提供的一支17世纪制造的轮子锁定式运动枪，以36,010英镑成交；匹克威克的五页手稿，卖得450英镑；一只Stradivarius 小提琴由沃纳夫人购买，成交价2,500英镑，沃纳夫人随即又将小提琴献出，在拍卖会上再次出售，多买了1,400英镑。先前在庞奇出版的一部Townsend卡通片，由红十字会买下，再交给佳士德公司作为这次拍卖会的纪念品。12天的售卖活动，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总成交额逾37,000英镑。

1916年决定举行第二次售卖活动，这给拍卖商出了一道难题。此时，佳士德公司的职工早已筋疲力尽，无力安排编制拍品目录。因此，对拍卖活动的决定作出了必要的修正。红十字会决定由他们自己将所有物品集中并予保管；然后，根据不同品种的物品由若干专业委员会分别编制目录。每一个专业委员会由一位主席担任领导，但主席必须是拍卖工作的行家。全过程结束后，各专业委员会将各自负责的售卖目录集中在一起，组合成一份汇总表。

这又涉及到有关拍卖工作的专业问题，佳士德公司坚持登记造册在先，以确保编目的正确性。同时指出，要将每个捐赠者的姓名等简要说明一并列入拍品目录。因此，各专业委员会又面临着艰巨的校对任务，要根据已有资料，查清捐赠人姓名的正确拼写及每个捐赠人的正确称谓。即使万般细心，但在拍卖过程中还是发现编目中错误百出，拼写中的错误连续不断，因此，怨声载道。如果只有一、二种资料，工作就非常简单；但实际情况是，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几千种资料，这就成为一项巨大的工程，困难重重。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拍卖活动的规模如此之大，组织工作异常复杂，现已能进入正常操作，确属不易，这种规模的拍卖是史无前例，无论如何这种拍卖已是一种创举，不该为此提出任何批评与指责。为了这次捐赠活动，国王捐出了一块中国的刺绣精品，王后献出的是一付手镯。法国政府捐赠了希腊塞雷斯（Serres）素瓷群像及恩格尔哈特所画的4件袖珍画，售得1,500英镑。一只托夫特釉彩瓷盘由沃纳夫人以650畿尼买进，然后，即又当场重新委托拍卖，在600畿尼的价位上再次成交；并将其献给大不列颠博物馆。

庞奇版的另一部Townsend卡通片提供拍卖后，由1名红十字委员会会员所购，在售卖活动结束时，他再交还给佳士德公司。1916年拍卖活动的总收入接近64,000英镑，这为1917年举行的第三次拍卖活动奠定了基础。

1917年的售买按计划进行，当时佳士德公司的职工大量裁减，而且操作排印的工作人员及印刷用纸亦严重不足。红十字委员会认真考虑了这些情况后提出，最大限度地限制入编目录的数量，只有价值很高的项目才编入目录并予以展示，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工作量。事实上入编项目的数量很难控制，因此，这种打算最终并未奏效。1917年3月2日，拍卖商宣布，为期12天的总销售量达2,132批左右。

这次拍卖的物品是优质银器，有单柄大酒杯，大壶，高脚杯以及一只精致的乔治一世贮酒器。这只贮酒器的成交价是1,995英镑。其余拍品还有：油画原作、手稿、以及由佛罗伦萨·厄普顿艺术学院提供的11本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造型图册，这些木偶也以1,995英镑成交。

沃纳夫人再次在购买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一幅佛雷里克德·沃克多所画的“北斗七星（The Plough）油画，在漫长的竞价过程中沃纳夫人与莫兰·阿格纽先生展开了拉锯战。油画的主人阿格纽先生一心想将此画献给国家；因此，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决定将此画交拍卖行登记出售，自己参加竞买，将拍卖所得捐赠红十字会，而拍品则献给国家。沃纳夫人最终以5,670英镑成交，获得了胜利；但她立即将此画献赠给国家美术馆。对此，有关人员包括阿格纽先生在内都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也是他的本意。

第三次拍卖成交总额突破了71,000英镑，全部捐赠给中央战俘基金管理机构。

第四次红十字会拍卖活动始于1918年4月8日星期一，胜于以往各届的拍卖活动。拍品多达2,948组，数量惊人，活动持续了16天。第一天是珠宝饰物的拍卖，一整天的成交额3,500英镑。国王捐出了加拿大温莎（Windsor）藏书楼的一套图片收藏品。很多买受人仿效沃纳夫人，成交之后又立即将拍品捐献给国家。

马克斯·比尔博姆愿现场挥笔，画一幅义卖景观的漫画，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作品完成前，就被沃纳夫人买进，并送给拍卖人员作纪念。第四次拍卖成交总额达150,000英镑。连续四届拍卖活动的累计金额超过322,000英镑。

一份第四次拍品目录，经所有捐赠人及货主签名后，作为最后一件拍品出售，卖得了650英镑。捐助人将这份拍卖纪念品送给佳士德公司，后由里维埃拉装订成册，存放在金街董事长的办公室内，作为著名系列拍卖活动的永久性纪念。

然而，对佳士德公司及红十字基金会来说，由红十字委员会亲自组织的四次拍卖活动，并非整个义卖活动的全部内容；其他机构也举办了类似义卖活动，同样也是将义卖所得捐赠给红十字基金会。首次活动是由英国皇家水彩画协会举办，义卖成交额超过2,000英镑，但是更重要和有趣的是，1918年及1919年举行了号称“珍珠拍卖”及“金银器拍卖”的义卖活动。对于这些拍卖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事件，详见H.C.马里利奥所著的“佳士德公司”一书。该书于1926年出版，

书中告诉我们：

1918年，有人考虑将收藏品进行拍卖，委员会意欲将珍珠串成一条项链，结果是收集的珍珠太多，足以制成二根项链，成交价2,000英镑。这次珍珠项链拍卖成功激发了进一步收集珍珠的兴趣，以便串出一根最大的大红十字项链，卖得的金额转赠给伤病员。在维多利亚公主殿下（H.R.H Princess Victoria）的主持下，由子爵夫人诺思克利夫及霍尔太太出任正副主席，组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进行筹划。于是，她们通过广告宣传向全世界进行呼吁，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她们收到珍珠多达4,000粒，可以做很多条项链，超过了原有的设想，显然可以增加原定的收入。珍珠项链展览会在格拉夫顿艺术品陈列室举行。最初想通过发行巨额彩票或发行奖券的方法卖掉这些项链。这种建议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反投机的同行朋友，使之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雷斯多恩勋爵在上院辩论时，试图以战时慈善事业是一种短期行为为由，证明发行彩票具有合法性；但坎特伯雷大主教竭力否认发行彩票的合法性，因此，彩票方案终告失败。珍珠移交给佳士德公司进行拍卖。该公司在出售珍珠项链时得到了巨商们的善意协助，成交额是83,638英镑16先令4便士。卡林顿先生购买了101批号的拍品，这是一只嵌有一颗大钻石的珍珠别针，成交额为22,000英镑……。与红十字会有关的第七次亦是最后一次拍卖活动，是由卓越鉴尝家、造币厂厂长及英国银行总载等资助下组织起来的金银饰品拍卖会。伊丽莎白·阿斯奎斯小姐组织了一个收藏品委员会，征集各种另星金质或银质饰品以及餐具等作为赠品。截止期为1919年7月6日，这是国王陛下结婚周年纪念日。赠品由各地市长带至各自市府礼堂，然后再集中售卖。许多贵重的赠品中，有一只银制嵌金的单柄大酒杯，由国王提供，底价1,000英镑，还有一把银制茶壶及壶托，由王后赠送。这些赠品集中后送往位于新邦德大街的专卖店出售。正当热火朝天筹备拍卖活动时，由于停战签字而宣告中止。准备成立的专卖店当即关闭，已征集的物品总计121件，部分饰品于1919年3月19日交佳士德公司拍卖，得现金2,385英镑18先令9便士。有件拍品先后被拍卖、转

卖了不下26次。金、银饰品成交总额为53,196英镑10先令5便士。

据统计，从1915年2月至1919年3月举行的七次拍卖活动中，总成交额已增长到413,406英镑13先令1便士，全部交红十字会及圣·约翰（St. John）医院，作为联合基金的津贴。

然而，正如预测那样，除义卖外，战争年代对于绝大多数的拍卖商来说，绝对是一种经济灾难，艺术品拍卖行受灾最甚。伦敦四大拍卖行的储备金只够维持到战争的结束。许多地方上的拍卖行被迫进行偿债拍卖，几万名领到执照的拍卖商干脆关店大吉。

战后拍卖曾再度得到发展，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商品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几种精制、珍贵拍品，却出现最高售卖记录，这对商界及收藏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机遇，人们有趣地发现，那一段时间内，价格大幅度上扬。弗兰克·赫尔曼在他所著的关于苏富比公司一书中列举了好几个例子，并列入1922年版的销售商品目录中：一支17世纪意大利来复枪，枪托镶嵌了鼠李（一种山榄科植物）及珍珠母，原价1,910英镑——现价5,500英镑。两支带弹盒的左轮手枪，17世纪后半期为135英镑,现价约30,000英镑。有一套151件的马丁陶器（Martinware Pottery)收藏品，“花瓶的造型几乎都是仿制植物的形态，颜色丰富多彩，色泽美丽而和谐，涂有斑纹状釉彩，并且都有署名及日期”。收藏品存放在两只柜子内，当时标价260英镑；现单件或许就可卖到略低于260英镑的价位。

赫尔曼先生还列举了现代一则幽默笑料，事情发生在埃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涉及的恰是埃及国王图坦克哈缪（公元前1358年）的名声。有一次，苏富比公司拍卖埃及文物时，有一尊第12王朝阿曼尼姆斯（Amenemmes）第三的雕塑头像。可以肯定会有一个很高的价格，因此，在整个展示期间气氛就显得相当严肃。陆军少校沃尔主拍，当头像放到拍卖展示台上时，卡特抢先开价，故意报价4,000英镑。然而，他在报价时却有点不太自然；沃尔抓住这一反映，幽默地耸起眉毛重复地问，“你说是四便士吗？卡特先生？”头像最终以10,000英镑卖给古兰靳。

20年代后期，商业复苏，拍卖商的竞争趋于激烈，许多房地产经纪人都将动产经营权交给佳士德公司或苏富比公司由其负责出售。这又引起了两家拍卖行的竞争，只要某富翁或知名人士死亡后，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取拍卖权，协助处置这笔遗产。对于一个企业的领导来说，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就好像某人去参加一个重要葬礼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企业的代表正从参加葬礼的路上往回走。这样遭遇必定引起双方的猜疑，“他必定去那里协助举行最后的仪式”。

其他地区的拍品经常会运到伦敦组织出售，有些委托方案已经决定，但为了防止出现侵权，往往故意将其他地方的拍卖商请来参加这种售卖活动，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因为，伦敦的拍卖行正是以侵犯其他地方的拍卖权作为他们的基本政策，他们并不希望其他的拍卖商能幸存下来。

应该说，1925至1929年间是经商的黄金时代，但事与愿违，从拍卖的突然兴起到开始下滑是极具戏剧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929年4月蒙塔古·巴洛由苏富比公司退休，他的告别宴会是一桩大事，邀请范围扩大到老汤姆·霍奇。霍奇由于病体缠身不能赴宴，但却对相互竞争作了预述，由于经济厄运即将降临，任何一个参加欢宴的人都无法预见佳士德和苏富比的竞争即将结束。他的信件如下:

亲爱的克莱姆: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夫妇参加您从苏富比公司退休的宴会。我希望能参加，但力不从心，望您能予谅解，因为，人总是要老的，你总有一天也会体味到力不从心的苦处。你喜欢与我在一起，真使我高兴，这与苏富比公司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是一致的。您在这个企业已经渡过了二十个年头，这很不容易，从企业的声誉、实力及贸易量的巨大增长，使人们对您有了新的认识，确实是经营有道。现在可以满意地讲,我父亲及我的夙愿终究可以实现；我们曾设想在文化及艺术品拍卖方面能独树一帜,现在有望得以实现。我们不仅看到了老企业得以重建，而且巴洛、霍普森、沃尔等老朋友和我都指望企业能欣欣向荣，祝愿

他们能建立起一座摩天大楼，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恰好从此时起，苏富比公司全体新老合作伙伴的夙愿得到实现。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崩溃及英国出现的经济萧条，给佳士德公司带来了猛烈的打击，原先的盈利大户不知怎么一夜之间出现了亏损。而苏富比则比佳士德要幸运得多。至此，按信誉进行排列，出现了苏富比第一，佳士德第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引入注目的事件，乃是两大拍卖商之间有可能实行合并，这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顷刻间提上了议事日程。目的很清楚，合作并不是为了节省一些广告费用，而是情况确实非常严峻。

两个企业命运的转变引人注目，现引用他们30年代初期的财务账目予以说明，1931年及1932年佳士德公司出现小亏，而苏富比公司则略有盈利；1933年佳士德公司的亏损额超过8,000英镑，而苏富比公司的利润大约为13,000英镑。

截止1934年，当准备合并时，会计师们已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一个新公司将要建立。邦德街停业的前提是，金街进行扩编，接纳邦德街剩余的职工。新公司将产生9个董事，5个来自金街，4个来自邦德街，沃尔出任董事会主席。但最终因利润的分配而未达成协议，佳士德公司当然也不会甘居老二的地位。虽然当时的统计数字清楚表明，苏富比公司已处于领先地位，但谈判依然宣告失败。

然而，任凭情况多变，不管经济形势跌宕不定，但艺术品却成为拍卖舞台上一枝奇葩，成为衡量拍卖行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评论员则严密注视并不断搜寻伦敦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领头羊。一件国外收藏品的拍卖，引来了《泰晤士》报的评论：

这是一种象征，欧洲大陆的收藏家认为，伦敦是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霸主。巴黎，柏林的艺术品价格虽然涨得很高，但还比不上伦敦，伦敦一贯保持着良好的人气。

1936年底，正是这个报导第一次刊出后才几个星期，就证明了这

种论述的正确性。苏富比公司接受拍卖已故奥顿·梅辛的珍贵藏书。安东是一位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著名拍卖商，他决定将藏书放在伦敦出售，这象征着伦敦拍卖市场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荷兰，早以拍卖书籍著称，其书籍拍卖的历史并不亚于英国。

1939年夏末，战火再次漫延到欧洲国家的首都街头，真是令人欲哭无泪。炮火过早地向菲利普斯袭来，当时是七月，邦德大街的房屋被炸，这是他们自1797年以来一直居住的老楼。企业很快迁至布兰斯多克宫，由于搬迁，影响了一次拍卖活动。自此，再也不曾进行乔迁。在德国人的军事威逼下，艺术品拍卖再度下滑，新建的艺术品拍卖市场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并必然化为瓦砾。英、法、德、美四国首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状况：巴黎是唯一保持完整的市场。但由于法国的不抵抗政策，使市场也变得软弱无力。伦敦和柏林的市场由于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相互交战，亦日趋衰蜕。只是纽约市场还在艰难的支撑着。

美国虽没有直接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害，但华尔街经济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严重地袭击着美国国内居民，股票市场的下跌是一场民族的灾难，造成了现代社会秩序的大破坏。这场灾难的加速，给我们留下了件件不幸的记载，这正表明了时代历史的戏剧性。

杰罗姆·克恩是一位流行音乐作曲家，他还是一位书籍大收藏家，尤其以收藏十八及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著称。1929年，克恩的藏书在纽约安德森美术陈列室公开出售，这是在华尔街经济崩溃之前，虽表面上经济有所复苏，但价格还是戏剧性地下跌。这里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拍卖场上的底格竟然成为一个天文数，以致一个观察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章：

这次拍卖是最具戏剧性的事件，由于受好几年前书价的影响，也可能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因此，每个人对拍卖师的开价都不知所措，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拍卖所得的总数是175万美元，这是惊人之举。同样使人惊叹不已的是，克恩将拍卖所得全部投资于暴涨的债券市场。仅短短的几个月，他将所有投资全部蚀光。几乎还没有从经济困境中复苏过来，欧洲再度陷入了战争状态。即使是离开大屠杀那么遥远的美国，拍卖活动也不正常，主要是拍卖生活必需品，而不是艺术天堂里的奢侈品。

在伦敦及英国各省，拍卖行经营的是遗留业务，由留下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那时毫无欢乐可言，大部分业务是由资深股东来主持，因为，这些人的年龄已超过征兵范围，不需服役上前线。这对苏富比公司及佳士德公司来说，又是一次考虑合并的机遇。统计数据再一次被翻出来进行仔细推敲，再一次同意将邦德街的房屋卖掉，新公司建在金街，合并从1940年10月开始。但最终又一次告吹，毫无结果。两企业继续各自奋发前进，在管辖区内仍各自聘用原来的警卫人员。

然而，两企业曾作出过一项特殊协议，双方同意，当任何一方遭到空袭而蒙受损失时，另一方将向受害方提供相应的膳宿。1941年佳士德遭到空中打击，大楼被毁时，苏富比公司立即提供援助。但由于当地已向佳士德提供了临时性安置，因此佳士德公司只得迁至牛津街后面的德比勋爵的房屋内作为战时的临时经营场所。

伦敦地区的另外一家拍卖行博纳姆，战前由于他们在牛津街的房屋租借期已满，搬迁至伯林顿大街。搬迁不到十天，希特勒的轰炸机不但把伯林顿大街的房屋炸毁，而且将他们在惠特菲尔德大街的备用房屋也炸成一片瓦砾，他们不得不再一次进行迁移。他们在纽曼大街渡过了最后的战争年月。拍卖业务由伦纳德·博纳姆的妹妹海伦·玛迪克操作。她记得，即使在纽曼大街，德国人也纠缠着他们。她讲述了周拍卖会上炸弹呼啸的情况：

我是在讲台上，与我们一起工作多年的刘赛先生，站在办公桌旁。我们听到了发出嗡嗡声的炸弹自远处飞来，只有刘赛先生和我二人仍直挺挺地站着，因为我们挤不出去。其余人都钻到了桌子或家具底下，此时，你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呼啸声消失后，人们的脑袋又露了出来，有些人还在抖动着脑袋，掸掉头上的灰尘；另外一些人显得心有

余悸，神色恐惧；而我们则仍安然无恙地瘫坐在椅子上。

战争一结束，佳士德公司就动工整修被毁的大楼，因为，只有他们在金街的沿街建筑幸免于难，为了保持建筑的原有面貌，只得在被毁的墙面上将砖一块一块地拆下。对大拍卖商来说，宁可多化点时间做整修，而不希望贪快推倒重建。1945年至1950年期间的拍卖价格，特别是贵重艺术品的价格，往往要跌到50年前的水平，所以，拍卖市场发展缓慢。

然而，往往是在市场低迷之时，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发财的良机。在某些特殊领域内这种情况更甚。通常，拍卖商也会遇到这种千年难逢的赚钱机会，这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有些幸运的商人，在很短的时间成为暴发户，拍卖圈内人士的财运与现代股票经纪人的发迹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拍卖的物资基本上全是战后剩余物资，要快速处理掉价值数十亿英镑的精密设备和军用库存物资。这种售卖经常是在室外，或在机场、工厂以及遍布全国的库房内进行操作。很多较大省份的拍卖商也都全力以赴地协助售卖。虽当时对拍卖活动的文字记载甚少，但却充满着对往事的回忆。很多琐事已经成为民间的传说，都是由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以讲故事的形式传给后人，有些故事则令人难以置信。

很多从事处理战后剩余物资的商人，很快成为暴发户。这并不能说明拍卖行的操作能力已经达到了历史水平；相反，却证明拍卖行无法应付这么巨大的货源，对拍品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所以在编制拍品目录时往往会出错。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我有幸结识一位当事人，他确实参加了购买这些货物的活动，而且确实从中捞到了一笔横财。根据他本人的经历，结合他自己的看法，透露了一些事例。下述引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他的原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政府安置部决定用拍卖方式出售战时库存剩余物资，小到短统袜，大到飞机无所不有。这都存放在各种给养仓库里，这种仓库遍及英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基地也有这种仓库。被指定去做销售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地方上的拍卖商。他们以前只有

处理畜牧、农机、土地及土地附着物的经验，面对这么庞大数量的高科技设备及补给品，可以说，他们难以胜任他们的工作。

货物的品种如此繁多，数量又大，拍卖商无法向买家提出一份准确的明细表。他们只能列出一些品名，但涉及数量时，只能笼统地说有一批货物。例“一批自行车”；5000只行军床分十批出售，每批500只，售价便宜等。毫不夸张地说，成千双高统皮靴和鞋子，还有军用毛毯、几百吨航空无线电备件，都是批量出售，每批数量大得惊人，以致价格便宜得无法相信。只有那些备有宽敞库房的商贩才有资格参加竞买。

拍卖场上的竞买人有废品回收的贩子、纺织品商人、伦敦及其他大城市的无线电商和电气商，还有来自航空工业的顾客。他们具有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物资的经验，并懂得交易中的诀窍。一般物资在拍卖前一天进行预展，贵重物品展示期两天。预展后，巨商们在附近旅馆的休息室内召集会议，并指定一个主席负责竞买活动。与会者在会上明确表态，对哪些货物感兴趣。然后，选出三个成员参加拍卖会的竞价。通常，他们还要租用一间小屋，待拍品敲定后，再在小屋里分配物资，原先选出的主席充当拍卖师的角色。每场拍卖会都有许多小商贩，或称“小不点”的人参加，有人会告诉他们，巨商要竞买那些货物，并明确告诉他们不要与巨商们进行竞争；如果能按巨商的意见参加拍卖会，事后会得到巨商们的照顾。

若主席决定不再收买那些“小不点”，而让其自由竞买时，这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竞价。通常，为联合参加竞买而临时组建的小集团，一旦竞买成功，他们就将支出与收入登记入帐，待业务结束时再按章分摊。有些人则靠杀价、或目录中拍品数量有错而大发横财。

还可以列举很多实例：有一次，哈特尔伯顿机场举行拍卖会，拍品是机场附近场地上的一批空箱子。拍品目录上标明售价为75英镑，但有人得悉，这二仟只箱子内装的是白金触点的火花塞。当时白金价格是每盎司90英镑，目录上的错误对幸运的买主来说，意味着捞到了成千上万英镑的横财。

在斯塔福特拍卖场，有一批数量很大的钢制空投食品缸。这些缸

是一种容器，在向欧洲占领区军队及抵抗人员空投补给品时使用。这些缸约6英尺长，分成两半，用螺拴予以连接。一个当地商人找到了一个窍门，拆除螺拴将容器分成两半，然后卖给农民改做牲畜的饲料槽。竞买的结果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当缸子打开时，发现每只缸内放着一只新型高质量收音机及其备品。几天内，他被国内各地的商人所包围，大家急于互相抬价，以求得到这台一流的高级收音机。

那个顾客还详细叙述了这些类似故事。这是他亲自参加的一次拍卖会，并发了一笔横财。他向我介绍了这次买卖的细节。那是1952年2月，天气特别恶劣，好多物品散放在露天。由于天气原因，很少有人到斯塔福特参加竞买。然而G先生则决定作一次艰苦的旅行，因为拍品目录中有450只汽缸套，那是他专项售卖的商品。到了拍卖现场，他连货物都没有看，就以120英镑买下了这批货物。他自信，450只缸套绝对可予脱手，每只还有10英镑的丰厚利润。

可是当他收拾他所购买的货物时，惊奇地发现，这不是450只汽缸套，而是450箱缸套，每箱10只。当他将缸套卖给罗尔斯·罗伊斯和以色列的客户时，按4,500只计价。G先生只化了120英镑及一些运输费，净得利润超过了45,000英镑。而当时一套高级独立住宅只值2,000英镑。

当乡村拍卖商步履艰难地徘徊在田野四周，为争取50万条女紧身裤的拍卖权到处奔走时，而彼得·威尔逊则在纽约想要兼并帕克--伯内特公司。早在1947年他就代表苏富比公司开始与帕克--伯内特进行谈判，但未获成功。然而，收买公司的谈判来得这样早，正表明苏富比公司已经看到了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绝好前景。

1949年7月，百年来束缚拍卖商的清规戒律被废除了。1845年的《拍卖法》对拍卖人申请许可证作了许多强制性的规定；而1949年的《金融条例》对此予以废除。目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拍卖商，而很多人也领到了执照。

当20世纪走过其一半历程时，世界各地在瓜分拍卖市场。欧洲几个首都的情况是：伦敦正在进行拍卖行的排名之争，且各自充满信心争做老大；柏林由于政治原因一分为二，而退出竞争；当巴黎商人仍在古老的特罗乌特旅馆周围徘徊时，五十年后的乌柴尼公司依然陈旧如故；尽管纽约有机会能成为当今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排头兵，但抢占市场的速度太慢，就是当伦敦的拍卖名次之争告一段落时，纽约的艺术品市场也未必能炒热，痛失了良机。下一个10年里，将会宣布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竞争的获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