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论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作者：徐国栋 肖光伟

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28期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基于井冈山时期的建设经验进行的，内容上更为丰富，主要内容包括三大方面：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政权建设主要指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诞生。思想建设主要指大力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风建设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關键词：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

“朱毛红军”从井冈山下山之后，就利用一切战斗的间隙开展政治建设，为后期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挺进闽西创建闽西地方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朱德率红四军侧击粤北支援东江，在那里建立了基层地方组织。因此，中央苏区的政治建设是基于井冈山时期的建设经验而进行的，内容上更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权建设

（一）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29年7月下旬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后，闽西地区各县的革命斗争迅速掀起高潮，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1930年1月初，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虽然对闽西红色区域发动第二次“会剿”，但由于红四军采取“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斗争策略，使侵犯闽西苏区的国民党军失去进攻目标;加上中共闽西特委领导苏区军民同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展开灵活的游击战争，迫使进攻闽西苏区的江西、广东国民党军队，各自退回江西、广东。闽西苏区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为统一和加强闽西苏区苏维埃政权等各项工作的领导，中共闽西特委决定在1930年3月18日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大会讨论通过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宣言》和《军事问题解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财政问题决议案》《文化问题决议案》《建设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土地法案》等16个法案、条例。大会通过的决议议案和各项法案条例，对实现大会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措施及其所涉及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些法案和条例的制定颁布，使闽西苏区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使政府工作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而又坚实的一步。它对巩固工农兵民主政权、发展闽西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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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二七会议，1930年3月22日至3月29日，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吉安县富田村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会，刘士奇为特委书记。大会召开期间，根据大会决议，将原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随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曾山为主席。

二七会议和赣西南党的“一大”召开后，各地小块红色割据区域迅速扩大，并逐步连成一片。至1930年秋，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发展到吉安、吉水、泰和等30余县。整个赣西南赤色区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向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如综合赣东北（只隔着临川、金溪）赣西北之修铜武（可以联系）以面积计算，实占江西省百分之八十左右”[1]。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诞生

就在中国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革命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并于1929年10月26日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2]。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有610余人（除湘赣、湘鄂赣苏区代表尚在途中外）参加了开幕式。大会首先推举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周以栗、曾山、陈正人、张鼎丞、邓广仁等37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随后由主席团执行主席宣布一苏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政治问题报告。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化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按苏维埃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会议同时还选举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树立了一面鲜艳的旗帜。从此，工农劳苦大众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其次，它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文化政策，对苏区建设、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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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给党的建设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党的八七会议特别是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中除周恩来等人外，多数同志都片面地主张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党内工人成分，强调尽量多吸收产业工人和农村的雇工入党，而忽视了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红四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长乃至泛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3]。

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才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七大”召开之前，将红四军党内长期争论的内容概括为14个问题。这14个问题中，许多都是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的反映。他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具体办法。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没有被多数同志所理解和接受。“七大”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虽然停止，但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周恩来是较早清醒认识到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必将影响党的政治路线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他在1928年11月11日为中央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第四部分中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觀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斯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并指出，由于党内的农民成分占75%，“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5]。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随后毛泽东就将此信精神贯彻于古田会议，以大力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终于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尤其是毛泽东撰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不仅成为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而且成为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三、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6]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概括的上述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实际上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初步形成。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在这方面率先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从1929年1月向赣南出击，到1934年10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所作的系统的社会调查，就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调查等。每一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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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毛泽东都甘当小学生，认真做好准备，与被调查对象交朋友，千方百计让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所以，每次调查，毛泽东都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的热潮，从而培植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作风。中央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牢记党和红军的宗旨，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例如，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挖“红井”，帮助沙洲坝村群众解决吃水困难;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抗旱等。

中央苏区时期，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盛行，尤其是红军内部和基层党组织中更是这样。各级党组织从不隐瞒自己的确定和错误，特别是那些比较严重的缺点错误，都能如实向上级报告，作出自我批评。这种优良作风，在党内一直沿袭、传承下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353-354.

[2]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792. [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77. [5]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9.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1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