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倾向

共同之处是关注文学思想史研主持人语：本期中国文学思想史栏目选刊的三篇论文，，揭橥前后汉交替之际的文学创作特征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倾向》《桓谭文学思想刍议》，耙和趋向，梳理两汉之际政治文化巨变中的文学思想演进之轨迹；张衡、刘勰等人文学思想的影响；《十六梳抽绎桓谭文学思想的内涵，启示其对后世王充、展示了文国文学思想综论》，描述西晋之后的十六国时期文学思想重回政教传统的事实，实事求是，可以补苴文学思想学思想发展进程中一种有意味的回潮。三篇论文注重理据，史相关节点的史实。（张峰屹）

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倾向

张峰屹

但是自有其文学思想史价值。内容提要：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传世的作家作品并不多，文学创作与政仔细梳理分析这个时段存世的文学作品，可以勾勒其时的文学创作思想概貌：尤其是文体开拓方面，有着治关联一如既往地紧密，但是在文学表现上颇有新的时代风貌，较为长足的进展。关键词：两汉之际文学创作思想文体开拓王莽擅权以至代汉，到东汉刘秀建武十二年本文所谓“两汉之际”，是指从西汉平帝刘衎即位、（公元前1—公元36）平帝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元这近四十年的历史时期。其起止的基本理由是：淤

（《汉书·平帝纪》）后王政君）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自此开启了王莽专权仍然忙于东征西讨以平定各地存留武的新时期，两汉政治文化发生了极大改变。而刘秀复汉之初，装；直到建武十二年（36）底剿灭成都公孙述，天下始大定，刘秀才可以集中精力展开新朝的政治文化建设。在这近四十年的历史时期，伴随着王朝政权的跌宕更替及社会乱局，政治文化、社会思想演在整体趋向上亦呈现出不同于往世的新特进也随之俯仰伏起，较之哀帝及之前，更加动荡而多变，色。两汉之际的文学发展轨迹，就是在这个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走过。有扬雄、刘歆、史岑（子据两《汉书》、两《汉纪》及《东观汉记》等史籍，活动于两汉之际的文人，刘歆的《遂初赋》作于哀帝时，其《甘泉宫赋》《灯孝）、桓谭、冯衍、崔篆、班彪、王隆、夏恭九人。其中，赋》都仅存少许片段；桓谭的作品仅存《仙赋》片段，作于成帝时；冯衍的《显志赋》《与妇弟任武达书》，作于刘秀建武末年；史岑（子孝）、王隆、夏恭的作品，则全部失传。以上六位作家，或无作品传世，崔篆、班彪在这个时段的创作。或存留的作品不在此一时段。限于此种文献状况，本文只能讨论扬雄、淤［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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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扬雄（前53—公元18）有以下数种：据今存史料，在此一时段的文学创作，《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乐府诗集》《事一是《琴清英》。今仅存六段佚文，见于《水经注》淤

当在平帝元始四年前后。《官箴》。今类赋注》《太平广记》《路史》等引录。其创作时间，二是《州箴》和《初学记》《太平御览》及《文选》注也有存三十三篇，大部分保存在《古文苑》；《北堂书钞》《艺文类聚》部分引录。其创作时间，应是王莽居摄年间。于三是《剧秦美新》。载于《文选》和《艺文类聚》。当作盂榆

于王莽始建国元年前后。四是《元后诔》。载于《古文苑》，《艺文类聚》节录。作于王莽始建国五年。，《艺文类聚》节录。当作于王莽天凤三年。虞六是五是《答刘歆书》。载于传本《方言》和《古文苑》《逐，《初学记》节录。当作于扬雄暮年。愚七是。今贫赋》。载于《古文苑》《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连珠》。至于《连珠》具体作于何时，则因史料乏征，难存四段佚文，载于《艺文类聚》《文选》注和《太平御览》旨趣与《州箴》《官箴》相同，蠡定其作于同一以确考了。但就其佚文片段来看，讲说政治原则和愿景，分析扬雄在此一时段的文学创作思想。时段，应无大谬。本文即以上述作品为据，有《乐经》四卷，不著撰人，或以为即阳城衡之书。今案本《志》元始四年立《乐经》，《论衡·超奇篇》谓蜀郡阳城衡所作。《隋志》班孟坚归之扬雄；犹《论语集解》同撰者五云‘《乐》四’，疑即王莽在平帝时所立。当时成书不一其人，故王仲任归之阳城衡，（《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开明书店原版，第1599页）《中人，诸史志归之何晏，《晋书》归之郑冲也。”陆侃如拟定《琴清英》作于此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9页）古文学系年》综核《汉书》之《艺文志》《王莽传》及姚振宗说，1985年，。第269册，第228页）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二’。”（《续修四库全书》察《后汉书·胡广传》有云：“杨雄依《虞箴》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按：南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宋末许月卿撰）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篇；群书征引据本集，《全汉文》卷五四）扬雄三十七箴的创作时间，据陆侃如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严可均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们的写作在王莽更改官考证，“大约在王莽改十三州为十二州之后……作箴当在元始五年以后。同时，（《中古文学系年》，第39页）制之前……作箴当在始建国元年之前”。合理可从。

，因此系于始建国元年（《中古文学系年》，第40页）人”，推测“雄为大夫，当在此数百人中”“，此篇大约是答谢升迁而作”。张

盂陆侃如因文中有“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句，而《王莽传中》记载始建国元年“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陶宪曾曰：“《州箴》《官箴》合为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有：“箴二。”

四。”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之上：“案《王莽传》淤《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有：“《乐》

第1511页）严氏解释道：“所谓亡阙箴亡阙。”（中华书局，1965年，严可均《全汉文》辑录三十三箴，比胡广所说多出五篇，

则其惧祸而献《剧秦美新》，亦当在是年，文震泽则说：“按《王莽传》，始建国二年十一月收捕甄丰父子。雄自投阁当在此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7页）中所言，皆是年以前事，可证。”（《扬雄集校注》1993年，二说相差一年，然均在王莽始建国初。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

合葬渭陵。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榆《汉书·元后传》“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

据文中所述可以推算：“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馆臣、戴震《方言疏证》等力证其真，此后再无疑议。此文之作年，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好沉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广意，书于石室。……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汉书·扬雄传赞》云：“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据《成帝纪》，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即为王莽天凤三年。猎”，衡之《汉书》本传，扬雄作《羽猎赋》、为郎就在此年末。由此下推二十七年，

，花山文艺出版社，第373页）则谓“此赋盖以文为戏，作期克昌赞同此说（《全汉赋评注》2003年，。而张震泽《扬雄集校注》，第148页）不能确定”（《扬雄集校注》。

（《中古文学系年》，第43页）愚该赋之作年，陆侃如说“疑当作于暮年穷愁之际”，故拟定为王莽始建国四年所作。龚

《答刘歆书》为伪作者，四库虞此书信之缘由，是刘歆来信索求扬雄所著《方言》，扬雄遂作此答书。赵宋以来颇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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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连，这是他创作的基首先，扬雄此一时段的作品，其主要的创作倾向，本旨趣。其《剧秦美新》《元后诔》，多称符命以颂赞王莽新朝深得天意民心———尽管这是迫于王莽篡代的政治时势高压，未必代表扬雄的本心诚意。其《州箴》《官箴》及《连珠》，纵论古今王朝之迁变和可不必赘言。即便如历史镜鉴，深刻表达自己的政治制度见解。这些作品述论政治的性征显而易见，（章樵《古文苑》解题语淤）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逐贫赋》这样“以文为戏”的作品，也有“人皆文绣，或耘或耔，露体沾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独藜飡。……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连珠》这种炫技文字，也有（《古文苑》卷四）这样与社会政治直接相关的内心郁愤的抒发。即便如不废格（一作俗）之所排于。而侧陋章显也”“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是以岩穴无隐，君子小人，各处其位”（《太平御览》卷四六（《艺文类聚》卷五七），“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九）这样政治愿景的表达。即便如《琴清英》这样述论音乐的文字，也有“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尧八音》，又见《太平御览》卷五七七），“祝牧与妻偕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通典》卷一四四《乐四·（清人马骕《绎史》卷一四五）这样的政教意隐，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箴、连珠这些文类，固然存在着抒情述志的成分，旨的阐发。可见，在这个时段扬雄的创作里，赋、诔、为政教服务。这是两汉时期人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政治观感和见解的表达，文学仍然从属于政治，们的基本认知，扬雄概莫能外。他在这个时段创作的文体，有一其次，对文体的开拓，是扬雄这个时段创作最重要的文学贡献。般意义的文、书（信）和赋，还有诔、箴、连珠以及较为特别的《剧秦美新》。他的文（《琴清英》）和书信（《答刘歆书》），文体新变意义不足；他的《逐贫赋》，虽篇幅短小，但仍呈现虚设问答、铺排文字以表《羽猎》《长杨》四赋的基本写法盂——文情达意的风貌，延续其《甘泉》《河东》—只是由于题材的缘故，这里主要讨论其他四体。辞质朴了些。以上作品，均可毋论矣；榆

《文章缘起》《公孙弘诔》，后世已不闻其诔之首创，任昉谓：“汉武帝《公孙弘诔》。”然汉武帝曾作虞

·诔碑》其详靡闻。周事，亦不见其辞。《文心雕龙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乘丘，始及于士愚。逮尼父卒，哀公作诔舆。观其慭遗之切，呜呼之叹，虽非叡作，古式存焉余。至柳妻之淤［宋］章樵注：《古文苑》，《四部丛刊》据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影印。

堂书钞》卷一〇二之［明］陈禹谟《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佩文韵府》卷四二、卷四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引文校改。237耀245页。

［北宋］吴棫《韵补》卷一《五支》（《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于以上二句原作“忠臣不荐，善废格而所排”，应有误。今据

第六章第二节，商务印书馆（台北），第盂关于扬雄初入京师的大赋创作特点，参见拙著《西汉文学思想史》2013年，

渊阁《四库全书》第936册，第271耀274页）；［宋］陈元靓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七“辞章类”亦收录第1218册，第354耀355页）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续修四库全书》。按：关于任昉《文章缘起》的真伪、版本及其学术价值，考论》颇为周洽，可参见。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下编第四章《任昉〈文章缘起〉

，人民文学出版社，虞［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1958年。

败绩。……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愚《礼记·檀弓上》“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马惊，

前集卷二一“文章门”收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榆任昉《文章缘起》一卷，［宋］章如愚《群书考索》（一名山堂考索）

无勇也。’遂死之。……（公）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十三经注疏》重校刊本）

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舆《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

纪昀评：《文心雕龙》，道光十三年成都励志勉学讲舍余［清］纪昀评云：“诔之传者始于是，故标为古式。”（黄叔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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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据此可知，诔惠子淤，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诔这种文体，其初始义例有三：一为“贱不诔贵，幼不诔长”；二为“累其德行”；三为“定谥”。这是刘勰祖述前人的解释：《礼记·曾子问》即云：“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以锡（赐）之命主为其辞也。”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贾公彦疏引郑众云：“诔谓积累生时德行，读之以作谥。谥当由尊者成。”诔文的这三个本《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诔文的作法有了新变——始义例，今已不见上古的文例实证。至春秋末鲁哀公诔孔子，—唯有累述生“此传唯说诔辞，不言作谥。传记群书皆不载孔时德行，而不定谥号。《左传·哀公十六年》孔颖达疏：于故书传无称焉。”子之谥。盖唯累其美行，示己伤悼之情而赐之命耳。不为之谥，吴讷《文章辨体盂

盖本于此。”文章篇幅增多，“累”序说》判断道：“后世有诔辞而无谥者，至传为柳下惠妻之诔夫文，的特征得到显现，即刘勰所谓“辞哀而韵长”矣。到了扬雄的《元后诔》，诔之文体义例和风貌又有了一介普通的中散大夫，也可以为驭国四朝的皇新变：其一，不再坚持“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原则，太后作诔———尽管这是王莽指令扬雄撰写的，但确也切实体现了诔文义例的变化榆。其后杜笃诔吴（以上见《艺文类聚》卷一二节引）汉（见《艺文类聚》卷四七节引）、傅毅诔明帝、苏顺和崔瑗诔和帝《元后诔》不仅“累列生时行迹”，还大量等，便都不再持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这个原则了。其二，虞

“沙麓之灵，太阴之精。配元生成。”加入谶纬的内容，并笼盖全文：天生圣姿，豫有祥祯。作合于汉，所以她嫁元帝、生成帝，都是天意必然。“兆征这是说元后王政君天生即为天精地灵，早有祥瑞征兆，显见，新都黄龙愚。”这是说王莽代汉早已有黄龙见于新都的吉兆，实乃天命。“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进大圣，上下兼该。群祥众瑞，正我黄来。火德将灭舆，惟后于斯。天之所坏，人不敢支。”金指刘姓；故下文又有“皇天眷命，黄虞之火为汉德，故色尚赤。这是以五德终始之说印证王莽代汉的合理性，赤传于黄”云云。此即刘勰所谓“沙麓撮孙。历世运移，属在圣新。代于汉刘，受祚于天。汉祖承命，其要”—以符命肯定王莽代汉，——成为诔文的基调和主旨。这固然是特殊时势背景下迎合王莽的喜比起之前的诔文，《元后诔》篇幅极大好和诉求，也确实体现着诔文全新的风貌。其三，最重要的是，而是以赋法作诔，多方铺陈命主的生时加长，不再是简要叙述命主的德行勋绩而后痛抒悲悼之情，永能厉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按：柳下惠为鲁僖公（釐公）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清道光五年扬州阮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时人，比孔子早近百年。刘勰在此先述哀公诔孔子，后说柳妻诔其夫，盖不以柳妻诔文为真也；然又置于汉世之前，则犹以为战国之文。纪昀评曰：“此诔体之始变，然其文出《列女传》，未必果真出柳下妇也。”（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即便并不影响本文的述评。此诔经过了刘向的加工甚或重写，它也在扬雄之前，

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盂［明］吴讷著，/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榆《艺文类聚》卷一五：“晋左九嫔《上元皇后诔表》曰：伏惟圣善宣慈，仁洽六宫，含弘光大，德润四海。妾闻之前志：卑不诔。于以上引文，均见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

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淤《列女传》卷二《贤明传·柳下惠妻》载此诔文：“夫子之不伐兮，

第53页。

显之竹帛。岂所谓三代不同礼，随时而作者乎？”尊，少不诔长。扬雄，臣也，而诔汉后；班固，子也，而诔其父；皆以述扬景仁，

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本传又载：母李氏怀孕元后时，曾“梦月入其怀”。是即即沙鹿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是即所谓“沙麓之灵”。所谓“太阴之精”

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天下。德祥五事……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

色尚黄。”舆《古文苑》卷二十《元后诔》章樵注：“莽自以代汉为土德，

王莽传中》云：始建国元年秋，王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愚《汉书·成帝纪》：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为新都侯。《汉书·

“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虞《汉书·元后传》载：元后父王翁孺徙居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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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即指此）；篇末以简短文字抒发“呜呼哀哉”的行迹，空前突出了“累”的特征（刘勰所谓“文实烦秽”悲悼之情。这种写法，成为后世诔文的基本模样。箴之初创，《汉书·扬雄传赞》《后汉书·胡广传》都说，扬雄是仿《虞箴》创作了《州箴》《官箴》。挚，而传于世。”（《北堂书钞》卷一〇二淤）虞《文章流别论》也说：“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于

·襄公四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虞箴》载于《左传。《文心雕龙·铭箴》胪述箴之源流云：夏商二箴，余句颇存盂。唯《虞箴》一篇榆，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体义备焉。楚子训民于在勤虞。战代已来，箴文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弃德务功。铭辞代兴，”据刘勰所述，则箴文在上古三代之时已委（萎）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虞箴》作《州箴》《官箴》数十篇，才使箴体重新颇为兴盛，且“体义备焉”。其后不绝如缕，直到扬雄仿发扬光大。三代官箴兴盛之情形，缘于文献缺失已不复见，但是幸存于《左传》的《虞箴》，却直观地呈就是对官位职守的规讽告诫，吴讷《文章辨体序示着箴的基本写作模式：其一，箴的创作目的明确，《虞箴》‘兽臣司原，敢告仆夫’之类。”其说》引吕祖谦云：“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箴尾须依以加强规讽的典重和力度。其三，箴的基本形式，二，箴的基本内容，须有与该官职相关的历史掌故，应就是刘勰所说的箴之“体义”。以此衡量是以四言为主的典雅韵文，以“敢告某某”结束。以上三点，与《虞箴》都十分相近。也就是说，扬雄这一组扬雄的《州箴》《官箴》，无论其作意，还是其风貌、体式，扬雄之后，箴文的文体开拓意义不足；它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传承了箴之文体并使之重新辉煌。如刘騊駼《郡太守箴》、崔骃《河南尹箴》（以上见《艺文类聚》卷六）、皇甫规《女师箴》、傅干《皇后箴》（以上见《艺文类聚》卷一五）等，风貌均大抵相同。卷五七引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说：“窃连珠之初创，任昉《文章缘起》谓：“扬雄作。”《艺文类聚》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绝伦。”《文心雕龙·杂文》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他们都说是扬雄首创了连珠之体。但是《艺也说：“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文类聚》卷五七引傅玄《叙连珠》则有另说：“所谓连珠者，卷一〇二、《文选》卷五五陆机《演连珠》刘孝标题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北堂书钞》解、《太平御览》卷五九〇及《事物纪原》卷四均有引述）若按时代先后来看，傅玄的说法更早，可信度都引录了扬雄《连珠》，这便在事实上印证了扬应该更高。不过，《艺文类聚》《文选》注和《太平御览》“盖自扬雄综述碎文，肇为连珠，而班固、贾逵、雄首创之说的正确。所以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续修四库全书》第1212耀1213册。淤［隋唐］虞世南编：《北堂书钞》，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宋刊本，

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人有寝、庙，三经注疏》本）

有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以夏后羿为戒，劝谕晋悼公怀柔戎狄，

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

盂《逸周书》卷三《文传解》引用《夏箴》两个片段：“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

《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黄怀信等：2007年。按《北堂书钞》

据今传《逸周书》，此四句佚文不在其征引之《夏箴》内）一〇二引《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饥荒。非务积聚，何以备粮。”并有其职。”（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引用了《商箴》二句：“天降灾布祥，2002年）

榆“及周之辛甲”三句，原作“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有缺漏。今据敦煌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林其錟、陈凤金：《增（杜预注：讨，治也）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虞《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

《文心雕龙》文补全。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录

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勤则不匮。’”（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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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珠的文体特征，沈约《注制旨连珠表》特别突傅毅之流，受诏继作。傅玄乃云兴于汉章之世，误矣。出了其篇章结构的特色：“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傅玄《叙连珠》则概述得比较周全：“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则连珠的创作旨意，是“假物陈义以通讽谕”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据此，；其组构体式，是“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其表达特征，是“辞丽而言约”《连珠》今只残存片段淤，珠之结排”。不过，由于扬雄已难以体会傅玄、沈约的说法。只有借助两汉其《连珠》的上述体貌特征于。所指连珠体“四六他作者的存文，方可有效印证至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文选》卷五五）而揭出的，两汉之时尚非定式。连对偶而有韵”的句式，则应是依据陆机《演连珠》（见以体格、句式大体相同的段落连贯陈珠体，后世一般都归入“杂文”范畴。它是在同一话题或语境中，述，每章都用“臣闻某某”开头，类比托喻以讽谕政治。这是一种新巧的文章结构形式盂。所以刘勰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扬雄的《连珠》，与宋玉《对问》、枚乘《七发》一样，都是认为是“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囿文情，故日新殊致”的结果。刘勰不大看得起这种新创的文体，此种文章组构，尽管不免文字炫技的嫌疑，（以上见《文心雕龙·杂文》）。但是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扬雄之后，写但是确有其实用意旨，并且结构新颖自成一体，的确是扬雄丰富文体样式的重要贡献。《文选》注，东汉的杜笃、班固、傅毅、贾逵、刘作连珠可谓蔚然成风，据《后汉书》各本传及唐宋类书、都有连珠文创作。珍、服虔、蔡邕及方术士韩说等，《剧秦美新》，《文心雕龙》纳入《封禅篇》，与司马相如《封禅书》（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文选》榆

卷四八题为《封禅文》）、张纯《泰山刻石文》（见《后汉书·祭祀志上》）、班固《典引》（见《文选》卷四卷十）、曹植《魏德论》（见《艺文类聚》卷十）一八，《艺文类聚》卷十）、邯郸淳《受命述》（见《艺文类聚》“汉文园令司马相如。”萧统《文选》，则专列“符并述之。任昉《文章缘起》也专列“封禅书”一体，云：三篇，文体意识更为鲜明些。虞实际上，命”体，收录《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刘勰、萧统等把此一扬雄《剧秦美新序》说：“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主题的文章归为一体，主要还是来自原作者的认识。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臣之乐也。吏不苟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故有三忧。”（《太平御览》卷四六九）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

无伯玉之功。故玙璠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也；伊吕其士，而建功业。/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

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臣闻良匠度见材，明主器于如班固《拟连珠》：“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而成大厦；

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谷丰淤扬雄《连珠》今仅存四个片段，其中只有一章是完整的：“臣闻天下有三乐，

‘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之佐，非左右之旧。/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臣闻马伏阜而不用，卷五七）蔡邕《广连珠》：“臣闻目瞬耳鸣，近夫小戒也；狐则驽与良而为群；士齐僚而不职，则贤与愚而不分。”（《艺文类聚》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太平御览》卷四鸣犬嗥，家人小祅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五九）

的启发。或亦曾得到《成相》文》。”

盂荀子作《成相篇》以讽谕政治，也是“历历如贯珠”的结构方式，但是二者的文题和句式都不相同。扬雄开创连珠体，“视，比也。”）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榆《后汉书·张纯传》：“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李贤注：虞古人区分文体，或以体式，或以作法，或以主题，甚或以标题等随机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符命”是以文章内容立

等不列“符命”体者；还有认为当归入颂赞一类者，如章学诚体，故后世体认不一，有遵从者；也有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皆颂也”（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符命《文史通义·诗教下》：“若夫《封禅》《美新》《典引》1985年）；蒋伯潜《文体论纂要》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皆是。此种文章，实与设辞者，谓天降瑞应，以为帝王受命之符。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当归入颂赞一类。”（正中书局，托讽的赋相远，而与称扬功德的颂相近，1943年）依照今天的通识，文体划分应以体式为统一标准，故以“符命”标体的确不恰当，归入一般的“文”或是“赋”，可能会更妥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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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敢竭肝胆，写腹心，也。”班固《典引序》也说：“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扬雄作《剧秦美新》上牵《封禅书》，班固作《典引》上连《封“符命”）的特征是：其意旨，为称颂帝王受命之禅书》《剧秦美新》，都引为同类。此一类文体（一般称故刘勰说“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其作法，符瑞，以证当朝得位符合天意，政治意义极为重大，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刘勰说：“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封禅》）在受命于天的基本格局下，须大量征引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文心雕龙《剧经典故实以与符命之说互证，文辞须典雅宏富，意旨应古雅典重又明白晓畅。具体说到扬雄的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体制靡密秦美新》，《文心雕龙·封禅》评论道：“观《剧秦》为文，淤

，辞贯圆通。”这就是说，较之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引述典故、符命更加绵密，铺陈更多，典故、符命与典而亡实”，那是因为扬雄是以符命歌颂新时事更能融会贯通。至于班固《典引序》批评“《美新》若说不实，则符命之说全都“亡实”。莽———而班固不认可王莽篡代，视新莽为无物；“反骚，汉扬雄作”；“志录，扬雄上述而外，任昉《文章缘起》还罗列了扬雄开创的其他几个文体：”“解嘲，；扬雄作”不明所以于，其他各体则均作作”“记，；扬雄作《蜀记》。其中“志录”亦无作品传世；此处不赘。于哀帝之前，《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扬雄擅长仿作前人文类，《汉书·扬雄传赞》谓：“以为经莫大于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汉魏六朝文坛流行仿作之风，扬雄无好的仿作往往能够以模仿为创新，疑是极为重要的开拓者和示范者。但是仿作之事，不能简单贬斥，即以上述扬雄的创作对相关文体的完善和成熟、对文学艺术表现能力的进步和提高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力，并开创了“连珠”体。这是扬雄在文学而论，他传承并光大了“官箴”，拓展了“诔”和“符命”发展早期，对文学文体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二他的作品，《后汉书·崔骃传》载，刘秀建崔篆是崔骃的祖父，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两汉之际。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盂，名曰武初，篆“客居荥阳，闭门潜思，用决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崔篆集》一卷，亡。”两《唐志》《慰志》。崔篆本有文集，《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梁有王莽建新大尹今天只知道这两部作品名。均著录“《崔篆集》一卷”。可惜失传了，它溢美刘秀复汉，并提到自《慰志赋》录载于《后汉书·崔骃传》，具体创作时间不明。从文本看，己被幽州刺史举荐（“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表达自己年老不宜再仕之意（“分画定而计‘体’之坏文。”（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3页）曰：“按‘掣’，义不可通，今改。且疑‘骨’亦1980年，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8页）‘骨掣’二字不辞，疑当作‘体制’1982年，今据改。故曰录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古史《世本》编以简册，领其名数，

曰‘书用识哉’（按：见《尚书·益稷》），谓录其过恶，以识于于［明］陈懋仁《文章缘起》注曰：“志，识也。录，领也。《书》

‘掣’，当作‘制’。”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曰：“‘制’原作淤体制，原作“骨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曰：“此‘骨掣’之

氏《周易林》十六卷”。《崇文总目·卜筮类》著录“《周易林》一十八卷”，未署作者。唐宋以来其他官私目录未见著录，大约宋初以后就亡佚了。

“梁《周易林》三十三卷，录一卷。”两《唐志》均著录“崔盂《隋书·经籍志二》著录“《周易林》十卷”，未署作者，自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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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以为当作决兮，岂云贲乎鄙耉。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于建武二年（26）前后淤，是有道理的。至少可以肯定：此赋作于刘秀建武初年。据《后汉书·崔骃传》，崔氏家族在王莽擅代时期颇受恩宠。崔篆之兄崔发，“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封说符侯）。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大司空（按《汉书·王莽传》，崔发因善说谶记符命，。但是，崔篆本人虽也被拜高官，却并不顺附王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本传所载三件事中明显可见：第一件，崔篆“王莽，而是心向刘汉，有着坚定的正义感，这从《后汉书》，他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阵）不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王莽拜崔篆为建新大尹，他无奈喟叹：“吾生无妄访儒士。此举奚为至哉！”于是辞归不仕。第二件，”迫于家族生计，百般不情愿地赴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任了。可是到任后，他“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在门下掾吏倪敞的极谏下，才强起巡县。看见所随即称疾辞归。第三件，“建武初，朝廷多荐言到之县狱犴填满，他垂涕不忍，果断释放了二千余人，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但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对自己无奈行为的惭愧，崔篆“临不认同王莽篡代，心向刘汉正统，以及迫于时势的内心挣扎，都写入了《慰志赋》里：终作赋以自悼”，把这复杂纠结的生命体验，美伊、傅之时。应规矩之淑质兮，倕而裁之。协准矱之贞度嘉昔人之遘辰兮，过班、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这是对远古君臣遇合之和谐情境的美好怀想。羲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睹嫚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思辅弼以媮存兮，亦号咷以酬咨。嗟三事之我负兮，悼我生之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之所从。和不能顺心这是对王莽篡代的郁愤，以及迫于时势又担心家族受害而不得不接受王莽伪职的无奈，遂志的惭愧。托峻峗以幽处。竫潜思于至赜兮，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骋《六经》之奥府。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运欃枪以电扫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阖衡门以扫轨。聊优游以永日兮，鄙耉。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庶不忝乎先子。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这是终于得以辞官、如释重负的轻快，以及对刘秀复汉的由衷欢悦。赋作最后表达自己年老不愿为官、闲居以养生的志愿。淤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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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终至遂意《慰志赋》其实可以视为“遂志”赋，抒写作者在江山跌宕巨变的时势中一段苦闷、的心路历程。这种集中抒发内心情感体验的写法，是西汉后期辞赋回归自我、重视抒情创作倾向的延续淤，或者说，《慰志赋》就在这一创作风尚之中。王褒《洞箫赋》以箫自况，抒发其从偏居一隅的怀班婕妤《自悼赋》，抒写自己从入宫到被贬的才不遇，到应召入仕却遭受俳优待遇的郁愤不舒心情；打入冷宫后又多么凄凉无聊、思君怨君；刘心态变化和情感体验：得宠时如何勤勉自修、忧衰惧弃，这些作品，都侧重在某歆《遂初赋》，以“述行”纵论古今政事善否，发抒其遭遇不公待遇的愤郁不平。是“散点透视”式的；班婕妤的赋作，则写出了种际遇下内心感受的抒发。不过，王褒和刘歆的抒情，的写法更相近，在生存境遇的变化中，抒写其由苦情感的连续曲折变化。崔篆《慰志赋》，与《自悼赋》限于抒写一己小我的情感经历不同，《慰志赋》的社闷挣扎到终于“遂志”的心路历程。但与《自悼赋》会背景更加重大且惊心动魄，其心路历程的抒写也就更加具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段士人的普遍心态，这便是其重要的文学思想价值所在。三于

班彪（3—54）奏事，合九篇”著录“后《后汉书》本传载，“所著赋、论、书、记、。《隋书·经籍志四》汉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班彪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班彪集》三卷”。《宋史》及唐宋以后其他官私目录均不见著录，大概自宋代之后便亡佚了。（《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悼离骚》），今存班彪可考的著作中，属于文学作品的是三赋一骚《北征赋》李善注之题解，引挚虞《流别论》云：其中只有《北征赋》创作于这个时段。《文选》卷九班彪也。”又于作者“班叔皮”下引《汉书》曰：“彪年“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按今传《汉书·叙传上》，无“刘圣公立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归隗嚣。《后汉书·班彪传》：“年二十未定”句）这是说，《北征赋》是班彪由长安北上天水投奔隗嚣时所作。察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两《汉书》所载之时事稍有不同，前书云“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后书云“年二十余，更始败”。《汉书》所述与史实不合，班彪二十（22）《汉岁时是王莽地皇三年，王莽被义军所杀是下一年的事，而刘秀即皇帝位更是此后三年的事。《后汉书》所述更合史实。“更始败”书》盖以班彪年龄成数言之，并涵括叙述数年间之事。相比之下，（25）陆侃如把《北征赋》的作年系事在更始三年，也就是刘秀建武元年，这一年班彪二十三岁。因此，于建武元年盂，是正确的。罹填塞之阨灾榆。旧室灭以丘墟兮，《北征赋》开首曰：“余遭世之颠覆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于是不愿稍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遊。”汉室覆灭，王莽擅代，班彪强烈感受到家国巨变的黍离之悲。留已经改辙易姓的京师，决计北上投奔隗嚣。赋作有着不顺服新莽的鲜明立场，可是并未交代北上《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至天水，的具体目的。我们从班彪的其他述论中，可以了解他的真实意愿。“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天下莫不引领而叹，隗嚣问他对当前局势发展的看法，班彪答辞中说道：似亦必不止九篇也，疑范书有讹脱。”（《二十五辑反多五篇，古无今有，似无其理。且《隋志》云梁有五卷，以五卷之数核之，，第2542页）史补编》

，第54页。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曰：“王道不通，故曰填塞。”榆《文选》卷九《北征赋》李善注引孔安国《尚书传》

《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八说：“范书统合九篇，而严于班彪所作不止九篇。严可均《全后汉文》即辑录十四篇。曾朴

《西汉文学思想史》第六章第三节，第245耀256页。淤关于西汉后期辞赋创作倾向，参见拙著

-54-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倾向

不谋同辞。……百姓讴吟，思仰汉德。”隗嚣不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淤

能听信。班彪乃作《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借以奉劝隗嚣顺应天意民心，归顺刘秀。但是隗嚣终不觉悟，班彪便离开他，去河西投奔了窦融。由此可见，班彪之北上依隗嚣，以及他去隗嚣投窦融，一以贯之的心愿是寻找依托以反莽助刘。都追述该地的史事，议论臧否，感慨世事迁接着，赋作依行程路线顺次展开抒写，每写到一处，变。篇末是写景抒情：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雪之皑皑。鴈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更有前途不一片莽荡荒芜，风水肆虐又寒凉凄清的景色，不止令作者伤怀故乡进而哀叹生民多艰，相得益彰。明又不知何处可以告诉的迷茫。悲景哀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班彪《北征赋》无论其以辞赋抒情述志的创作倾向，还是其“叙写行于

《遂初赋》。程———征史而论———写景抒情”的结构模式，都是模仿刘歆的因此，它的文学演进价值并不大。但是，与崔篆《慰志赋》一样，《北征赋》自有它的文学思想意义：其一，它有着鲜明的时代、时事内涵，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段的士心民意和情感所寄；其二，它延续了（同时也是强化了）辞赋抒情述志的创作倾向。四由于两汉之际的文献留存严重不足，今天已很难对这个时段的文学创作做出更为充实的论析。但是根据今存的少许作品，还是可以析出这个时段文学创作思想的基本状貌：《官其一，文学创作与其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紧密相联。直接表达政治见解的作品（如《州箴》《元后诔》），可毋论矣；即使是侧重抒写作者箴》），以及以重大政治事件为题的作品（如《剧秦美新》《北征赋》），也无不与时政关系密切。并人生体验、侧重抒发内心情志的作品（如《逐贫赋》《慰志赋》这个创作特征，也体现在且，大量阑入谶纬与政治之思想关联，成为这个时段文学创作的殊新景观。当时流行的民间歌谣里：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王莽末天水童谣）（更始时南方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蜀中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王莽末天水童谣曰云云。时（隗）嚣初起兵于天“出吴门”一首，《后汉书·隗嚣传》注引《续汉志》曰：必作于隗嚣建武六年五月起兵反刘（见《后汉书·光武帝纪载，相关记述也无线索可供推断。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王命论》系于建武五年四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从之。下》）之前。因此，《资治通鉴》卷四一《汉纪三十三·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第251耀252页。于参见拙著《西汉文学思想史》第六章第三节论刘歆创作部分，

之后便避地河西。班彪离开隗嚣去投窦融的时间，史书不淤《汉书·叙传上》《后汉书·班彪传》均载，班彪作《王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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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都门名也，有缇群山。”这是讽谕隗嚣意图称帝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不得民心。“谐不谐”一首，《后汉书·光武纪》注引《续汉志》曰：“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云云。后更始为赤眉所杀，是不谐也。光武由河北而兴，是得之也。”这是预言更始败亡、刘秀成功得天下。“黄牛白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腹”一首，《后汉书·五行志一》载：“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云云。明当复也。述遂诛灭。”这是预言公孙述灭亡、刘秀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终得复汉。这些民间歌谣，以“谶言”的形式流传，表达的却是政局变幻莫测的两汉之际民众的政治愿望和诉求。因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最本质其二，两汉之际，文体的开拓和创新是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段文体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扬雄的创的标尺就是文体。文体演进，是最本色的文学发展现象。作上：他拓展并加强了“诔”和“符命”的表现力，他使“箴”这一文体得到发扬光大，他还开创了“连贡献卓著，文学意义重要。珠”体。扬雄对文体的拓展和创造，但是也有一定的掘进。如普遍大量其三，两汉之际文学表现的进展，虽不像文体开拓那样耀眼，成为此一时段文学的鲜明标记。再地写入谶纬的内容，使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了新的时代面貌，其苦闷、挣扎到欣慰、遂志的如崔篆《慰志赋》，以重大社会变革为背景，完整抒写个人的心路历程，（如班婕妤《自悼赋》），表现力更强。这情感变化，得到了婉转屈曲的透彻表达。较之此前的同类创作些文学创作实绩，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表现进展的意义。若极概括地说，基于今存史料，扬雄这个时段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创作倾向，可以代表两汉之际文学创作思想的一般情状。（张峰屹，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LiteraryTendenciesinthePeriodafterEasternHanDynasty

andbeforeWesternHanDynasty

ZhangFengyiAbstracts:TherearenotmanyfamousliteraryworksinthePeriodaftertheEasternHandynastyandaftertheWesternHandynasty,buttheyhavetheirownvaluesinthehistoryofliterarythoughts.Bycarefullycombingandanalyzingtheliteraryworksofthisperiod,wecanoutlinethegeneralsituationoftheliterarycreationthoughtsatthattime:theconnectionsbetweenliterarycreationandpoliticsareascloselyrelatedasever,butthereisagreatprogressinliteraryexpression,especiallyinthedevelopmentofliterarystyle.Keywords:thePeriodbetweentheTwoHanDynasties;LiteraryCreation;StylisticDevelopment-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