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教思想形成的社会个人条件

摘要：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了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现状，以及黄炎培本人的家庭出身、教育经历、早期办学实践和职业生涯等一系列因素，均对其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建中华职业学校，形成大职业教育思想等实践与理论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黄炎培 职业教育 形成条件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的早期发展，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他于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这是黄炎培职教思想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黄炎培的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等，是其职教思想形成的社会个人条件。

一 黄炎培职教思想是清末民初“教育救国”思潮的具体体现

从1840年欧美殖民列强通过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起，曾经雄踞世界文明之巅长达千年的中华民族从此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落后、挨打成为整部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词。即使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废除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中华民国，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尤其在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等封建军阀手中后，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投身于寻找救国救民、富国强民之路的洪潮中。他们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利益，提出了种种救国方略并予以实践，如晚清封建官僚中开明人士参与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推进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及

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路线等等。在文化教育界中，比较盛行的则是“教育救国”的思潮。

闭关锁国的状态打破后，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接踵而至。由于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列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较量中大多落败，这使国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工业文明和进步，进而开始思考中国文明滞后的深层原因。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之后，大批中国有识之士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包括康有为、严复、蔡元培、陈嘉庚、陶行知、张伯苓等在内的不少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在探索追寻救国救民、富国强民之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此前落后和未来复兴的关键归结到教育体制方面，由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人士首倡的“教育救国”论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席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教育救国”思潮，成为整个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新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

黄炎培深受蔡元培影响，强调“服务勿忘爱国，爱国勿忘服务”，其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处处体现爱国主义，始终不离教育救国、服务社会的宗旨，可见其职教思想的形成正是清末民初“教育救国”思潮的具体体现之一。

二 黄炎培职教思想是清末民初教育变革的主动实践

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清政府也实施了不少所谓“新政”。在教育改革方面，晚清先后经历了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和新政教育三个阶段，均取得了一定成效，清政府实施了包括引进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度等措施，打开了传统旧式教育变革的突破口；资产阶级维新派注意到文化教育机制对政治变革的潜作用，开始对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康有为认为变法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教育、废八股、兴学校；梁启超认为开民智、培养新式国民均要依靠教育，强调发展师范教育；严复倡导教育救国，要求整体学习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维新派展开以全面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书院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教育改革。因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基本形成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共识。

当时持“教育救国”论者大多认为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与个人的发展，只有改变以往“学而优则仕”，以修身养性之学为上、以科学技术之学为下，重清谈玄学轻实用手艺的旧式教育观念，借鉴西方工业社会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变空谈之风为务实之习，加强对科技人才、实用人才的培养，才能达到国家民族迅速强大的目标。因此，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改革长期成为教育文化界讨论和试验的重点热点。

全国掀起的教育变革热潮中，应该倡导怎样的教育模式成为一个焦点议题，职业教育这一新兴教育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在理论方面，1911年陆费逵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概念，认为职业教育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李大钊于1915年撰文，强调当前教育应该首先培养个人独立自养的观念与能力。此外，蔡元培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成为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在实践方面，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特别是民国成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相对良好的发展空间，一时涌现出大批工商企业，从而在就业市场上形成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大量需求。而此类实用人才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缺乏，即使清末教育领域的“新政”所培养出的新式学堂人才也与企业的实际要求相差甚远。对此，黄炎培曾于1914年著文指出“我国教育与社会脱节，求学与服务脱节”，若再不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调整变革，所谓的新式教育最终会沦为变相科举，因此要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办学，将学校与社会、求学与服务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校所学习的知识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

除著文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之外，黄炎培还通过演讲、考察、调研、座谈等多种形式推广职教理念。1917年他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则是其以实际行动参与清末民初教育变革的里程碑式事件。在黄炎培等一批教育家、实业家的努力下，加强职业教育以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观点渐渐成为当时一种主流的教育思潮，而教育理论和实践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由精英化、理论化走向大众化、实用化，中国近代教育藉此开始现代转型。

三 黄炎培职教思想是个人生活经历的集中凝聚

黄炎培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对其职教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其日后大职业教育思想的成型。

从家庭背景看，黄炎培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上海郊区一个普通私塾教师家庭。其父曾任地方官员幕僚，以智、以文谋生，这也是过去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见职业；黄炎培父母早亡，之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很早就在私塾授课以维持生计。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日后尊重实业、重视职业和职业教育有着一定关系。

从教育经历看，黄炎培少年时基本接受的是封建儒家教育，还于1899年以松江府第一名取中秀才，三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可见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传统教育模式是比较熟悉的。但他较早接触到严复所译《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深受进化论、实用主义等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影响，又于1901年入南洋公学学习外文，直接受教于蔡元培的新式教育，之后积极开展新式办学实践和反清革命活动。正因为具有这样的教育经历，黄炎培才能既对旧式教育的弊端有清楚把握，同时又在蔡元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大力提倡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新式职业教育。

从早期职业生涯看，黄炎培先后有过私塾教师、新式学堂创办者和教师、民国政府教育官员、记者、实业家等多种的职业经历，这使其对传统儒家基础教育、新式基础教育、新式职业教育、新式教育管理和近代民族工商业等领域均有全面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累，为其职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四 黄炎培职教思想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有机产物

黄炎培身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在寻求教育救国、教育改革之路的过程中，始终持积极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理论、体制模式的态度，因此，其职教思想亦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有机产物。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黄炎培曾先后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江苏、东北等数地的城市与农村广泛开展教育状况调研，又曾赴美国、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对大批城市和学校进行长期深入的考察，对上述诸国、地区的教育和职

业教育情况形成大致了解。通过对中外教育的考察，他找到了国家民族贫弱的病因，也开好了对症药方。尤其看到当时美国职业教育在几个新颁法令的推动下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认识到美国国力与其科技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黄炎培受到很大启发，认为找到了自己长期艰辛探索的中国教育发展出路问题的理想答案，即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实用性科技人才，才能沟通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才能解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需人才问题，才能最终实现救国救民、富国强民的理想。

黄炎培在早期曾因革命党身份避难于日本，接触到日本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回国后于1913年著《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提倡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教育以实用为最终目的，教育的作用在于使受教育者具有独立自养的能力，因此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应当密切联系。该文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指导，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教育界获得了强烈反响，对以后整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出国考察之后，黄炎培的教育理论渐渐从实用主义教育发展到职业教育。他在总结清末教育新政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清末的所谓实业教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不是授人以实用技能，而仍然停留在授人以书的阶段，只不过将书的内容从以往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换成农工商等实用书籍，教育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实质并未有根本改变，这导致清末的实业教育最终还是流于形式，学校与社会、教育与职业仍处于分离状态。据此，黄炎培提出将仅仅倡导抽象的“实业教育”改为具体的“职业教育”，这些论断日后均成为其大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