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均势外交

关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外交

近代国际关系史是整个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在进入到近代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因此，近代国际关系史是整个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发展时期。近年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外交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1980年举行的国际关系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专门就均势外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这次会议以及学者们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来看，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均势外交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关于均势外交的实质特征问题：一些学者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来理解均势外交。他们认为，近代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西方列强谋求霸权而广泛采用的外交手段。均势外交的核心是实力，所谓均势外交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他们总结了均势外交的几个特征：（1）推行均势外交的只能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大国；（2）均势外交的每次行动都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外交政策；（3）均势外交以谋求霸权为最终目的；（4）均势外交总是小国和弱国作为大国搞平衡的筹码；（5）总是为大国强权政治服务，企图削弱对方，增强自己，造成有利于己的国际力量对比，以实现其霸权地位。（张之毅等：《均势外交在近代国际关系上的地位和作用》，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

还有些学者从国际政治结构格局的角度去认识均势外交。他们认为，近代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变化经常随着国际“均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均势的变化又以“均势结构”的变化为依归，国际关系的变化是表象，是动态，而“均势结构”才是导致这些表象和动态的重要基础。（光仁洪：《均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国际关系的变化》，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第二，关于均势外交的作用问题：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从两种视角分别作出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个新的均势结构形成，常常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纵然它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但是在客观上，

它毕竟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减除了战乱，安定了社会，休养了生息，发展了生产”。（光仁洪；《均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国际关系的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均势外交还能在一定时期内抑制霸权主义的穷兵黩武（参见《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纪要》，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通讯》1980年第1期）。

另种观点则强调，均一势外交不等于和平外交，“大国为谋求霸权有时不惜诉诸武力”。虽然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出现过“大国之间的和平状态”，但“这仅仅是大国之间的暂时和平”，之所以出现这种“和平状态”，不能看作是均势结构所起的作用，而主要是由于“大国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比如，“欧洲列强的均势外交不但没有抑制了沙俄的霸权主义，相反地，这种外交恰恰助长沙俄侵略气焰，使它多次进行军事冒险”。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一部通过“均势”谋求和平的历史，而是一部激烈争夺霸权的历史（张之毅等：《均势外交在近代国际关系上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维护均势是暂时的，其目的是想通过暂时的均势最后战胜主要竞争对手而打破均势，谋求自己的优势，因此，用均势来维持和平的愿望只能是主观设想，而无法实现。（张兴伯：《试论均势主义和绥靖政策》，载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主编《国际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此外，还存在有第三种看法，实际上是汇总了前两种观点，认为均势外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能暂时停歇战争，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安定；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私利和霸权野心的追逐，又会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陈文艺：《均势原则的特点及其在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载中国关系史研究会主编《国际关系史论文集》）

（摘引自王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7页）黄尊严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近代卷》，

近代欧洲外交的灵魂 2008-02-13 16: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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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新闻 个人分类：国际时政分析评论 关键词： 近代 灵魂 外交 欧洲

“均势”思想——近代欧洲外交的思想灵魂

摘要：“均势”思想是统领近代欧洲史的灵魂支柱。它被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这些欧洲史上流芳千古的政治家所推崇和坚守，它曾带给欧洲百年的和平，留给欧洲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兴起的稳定的空间。但它同时也被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却称它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均势”到底为何物？它如何在欧洲得以萌芽并统领几个世纪？在新的国际秩序下，如何评价“均势”这个古老的欧洲格局？本文将就如下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均势、同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基辛格、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 正文：

一．何谓“均势”？

“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思想源于古典欧洲政治，在马基雅弗利时代，它只是一个被用来描述维持城邦之间和平局面的政治术语。⑴

均势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很多杰出的外交家所推崇，当今的基辛格和小约瑟夫·奈更是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思想进行阐述和分析。 基辛格是历史上极力推崇“均势”思想的现代大外交家之一，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中已经清晰可见他对均势思想的认知。他说，“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中那个最霸道

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而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的情况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得稳定。这种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赖于“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稳定的局面通常不是从谋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统而产生的。这里所指的‘正统’，不应该于公正混同起来。它只是意味着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质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够容许的目标于方法上的以种国际协议。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强国都能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没有一个国家对它感到如此不满，象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德国那样。” ⑵基辛格曾这样评价维也纳体系维持欧洲的百年和平局面：“令人惊奇的不是解决办法如何欠妥，而是这种方法是多么的明智；也不在于解决方法如何‘反动’，而在于如何取得均衡。” ⑶

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对均势思想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的著作《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小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理解“均势”，就首先要理解“权力”(power)。他形容权力就像爱情，比较容易感受到，但却很难被界定和衡量。如同他把一个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一样，小约瑟夫·奈教授同样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即直接地或是强制性地使用权力，迫使他国改变行为，即可以依靠奖励（胡萝卜），也可以依赖威胁（大棒）。“软权力”指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⑷

而在小约瑟夫·奈教授看来，均势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权力分布。⑸权力均衡也可以指一系列特别的（或稀有的）情势，其中的权力分布是均等的。这种均势的作用是主要国家间不均等的权力分布状况的变化是揭示战争和不稳定局面的一个因素。

均势的第二种用法是一种平衡政策。均势预示着其他国家会采取行动阻止一国发展成为主导国家。⑹均势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采取行动，是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而是可以选择搭便车（bandwagon），也就是加入较强大的一方并分享胜利者的成果，国家会加入处于下风的一方，以阻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得主导地位。

小约瑟夫·奈教授给均势这个词赋予的第三种用法是，它被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多极体系。均势要求几个国家遵循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⑺如描述18

世纪的“经典的均势”的欧洲体系（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19世纪被称为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the model of a maderat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 的欧洲.

二．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近代欧洲“均势”体系的形成

关于“均势体系”的形成，也可以套用小约瑟夫·奈教授的关于三个分析层次的结构来构架，即大时代背景层面、体系内的层面和体系中个人发挥的作用。

（一）欧洲一统美梦幻灭后——均势思想起源的时代背景

基辛格认为欧洲各国从未中东选择均势思想，这种思想是欧洲外交在严酷的打击下所形成的。

中世纪的欧洲一统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互相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益控制其它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⑻十五世纪的欧洲，哈布斯堡王朝几近永久地抱有皇位，在十六世纪前半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将帝国的权威恢复到有希望建立欧洲中央帝国的程度，但是，宗教改革恰恰在那时发生了，欧洲统一帝国的希望破灭。终结随后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成为了近代国际关系史和近代欧洲外交史的开端，它显示了一项重要的原则，各国无论大小，都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⑼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短暂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混乱，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但是，随后各国从自身的实力与利益出发，企图改变原有的状态。法国的扩张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现象。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成员是一批实力不等、相互制衡的国家。到17世纪即将结束时，各国君主都在为增强自身的实力而绞尽脑汁。于是，17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开始扩张。这一扩张一方使得世界各地的财富开始向西欧集中，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他们之间无休止的纷争。⑽1700年——174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大战后，《乌德勒支和约》诞生（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之所以著名，也就是因为它将“势力均衡”(balance of the power）这一概念正式写进了条约。

（二）“同盟”与“均势”——均势体系构成的格局内层面的因素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得发展过程中，“结盟”“同盟”这些词是出现最频繁的。“同盟”是指主权国家为了确保共同安全而相互之间建立起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⑾从西欧各国相互制衡的崛起过程中可以看出，寻求均势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单方面增加军备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借助他人的权力资源在追求均势的目标。⑿

结盟运动最为突出的就是反法同盟的出现。十七世纪路易十四的扩张和十八世纪拿破仑的扩张，以及随之出现的反法同盟维持着欧洲的均势体系，而其中，英国功不可没。

英国的外交政策是衡量情势，然后站在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⒀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唯一不需要再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际最高利益的国家。有鉴于欧洲的军事对英国有利，他成为对欧洲大陆仅求其不出现独霸的强权，此外别无他求的唯一一国。为达成这个目标，英国愿加入任何反对独大势力的组合。经由在英国领导下频频变换的各种对抗法国野心的组合，欧洲的均势渐次成形。如瑞典、西班牙、萨瓦、奥国皇帝、萨克森、荷兰共和国与英国结成的大同盟（the grand alliance）,这是近代欧洲史上，针对单一强权所形成的规模最大的结盟。再如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六次反法联盟，虽然多次惨遭挫败，却一次次地再次结盟，终于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退败法国，英、俄、普、奥四国相互签署《肖蒙条约》（1814年），签约国保证绝不单独与法国议和。《肖蒙条约》进一步发挥了“均势”思想，条款中写道：“同盟缔约国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标，

以此来保障各国的安宁与独立并反对多年来蹂躏这一世界的侵略战争。”《肖蒙条约》以这一维持均势的原则也主导了后来的维也纳会议和巴黎条约的实践。⒁ 丘吉尔曾说；“英国保住了欧洲的自由。”如果没有英国执着地扮演着欧洲均势保持者的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十八或十九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之后登上欧洲盟主的地位。”英国的原则是抵制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大国力量过分强大。

拿破仑战争的败局促成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1815年）的签署使得欧洲大陆均势格局更加深化了一步。一个新名词诞生：“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即各国定期举行外交大臣会晤，互通信息，达成整体协调。⒂但结盟依然是各国维持均势或是协调的最好方式。维也纳会议后，均势及正统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份文件中：四国同盟（英、普、奥、俄）和神圣同盟（普、奥、俄）（1815年）。这两个针对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的同盟组织正是欧洲的君主们设计的对付欧洲国际政治中的新局面和新问题的同盟体系。 维也纳和会后19世纪的欧洲有五个主要大国，他们经常改变结盟对象，以此阻止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逐渐被崛起的德国取代。代表道德约束力的维也纳体系也开始被代表纯讲势力的俾斯麦的均势政策抢了风头。“大陆政策”是“俾斯麦时代”德意志帝国总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集中全力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其外交战略布局即联奥、拉俄、亲英、反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其中联奥是建立其体系的关键。

因此就出现了十九世纪末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一手组织的三个三国同盟（德奥俄1881年、德奥意1882年、德奥罗1883年）；两个地中海协定1887年2月和12月（英意奥）和一个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德俄）。

俾斯麦同盟体系的灵活性使得欧洲均势体系得以稳定，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然而之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没有将这个同盟体系维持下去，同盟体系的复杂性也逐渐显露，德皇没有同俄国续订协约，让俄国和法国，连同后来的英国结成了同盟。这就促使了俾斯麦同盟体系的消亡和紧张局势的出现。⒃然而，法国的崛起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写了一个很长的

备忘录，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由此，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与法、俄结成了“三国协约”。与此同时，德、意、奥组成了“三国同盟”也出现了（1907年）。两大对立同盟的出现破坏了欧洲原有的均势，导致为了维持均势格局而建立的同盟体系僵化了。这也成为了一战爆发的深层次的原因。欧洲的均势恶化为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对可能的后果毫不在意。

（三）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欧洲均势体系形成的个人层面的因素 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的领导下引进了一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⒄纵观欧洲近代的均势外交，这些杰出的领袖的确为构建这一均势格局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黎塞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而他的初衷是着眼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在黎塞留的领导下，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的国家。他对中欧的统一深具戒心，他使得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三百余个政治实体，他使德国的统一延后了约二百年。

身为对抗法国路易十四的先锋的英王威廉一世曾说过：“如果我生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我也会是个反奥德法国人，就如同我现在是个反法的西班牙人。”因而，有了威廉的对抗，法国虽然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独霸。

有“欧洲首相”之称的梅特涅在维也纳体系的构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梅特涅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的，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梅特涅明白，一旦允许这些危机演变为实力的角力，不论最后是输是赢，奥地利必落得民穷财尽。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即“欧洲协调”。

而俾斯麦的均势外交却形成了对梅特涅道德均势体系的反叛，俾斯麦只用实力说话，他终日辛劳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平衡普鲁士之实力和理想。⒅俾斯麦曾说：“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权力。”因而，这种思想成就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以务实的、现实主义的强权外交打造了从道德约束到实力说话的均势格局。

三． 近代欧洲百年“均势”的毁誉参半

1．近代欧洲最初的均势几乎完全是偶然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观念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⒆然而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比如，一开始欧洲的均势便是因围堵法国而产生。 2．均势体系也维持了欧洲百年的和平，给予了欧洲一代人一个没有大的战争，没有不断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其愿望的稳定时期。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战争或是危机，但如能做妥善安排，其左拥则在于使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均势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但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3．均势外交的推行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的利益。“均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家们设计的国际关系状态。它们往往格局本国利益或求得一时的和平玩弄“均势游戏”。对小国与弱国来说则很难有“均势”原则可言。⒇如18世纪，曾是欧洲大国的波兰三次被俄普奥瓜分，就是欧洲强国在扩张中玩弄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牺牲弱国利益的典型例子之一。 4．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欧洲平衡”或是“均势”这一古老的原则恰恰是一战爆发的根源，解决国际争端必须另辟新的途径。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识到现代科技与大规模征兵，已使爆发全面性战争成为国家安全以及整个

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俾斯麦曾极力压抑德国实力的展现，利用他复杂的同盟大局约束众多的盟国，以避免各国间潜在的不和演变成战争。但是他的继任者却对均势怀有戒心，也未意识到德国越是扩大其实力，越会鼓励欧洲均势体系下不可避免的反德同盟及武器竞赛的生成，最终导致两个敌对联盟的诞生。因而，威尔逊认为，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全，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准。

5．纵观近代欧洲直到当今社会，霸权和均势，哪一条是通往和平稳定之路？“均势”与“霸权”是两种相对立的国际体系。基辛格认为，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通向稳定，一是霸权，一是均势。与霸权相比，均势则更为可靠，在他看来，构成世界秩序的权力均势应该是多极的。因而，古老的欧洲均势思想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依然有存在的基础。 结语：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均势原则，这个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了牺牲小国的代价。几百年后，中世纪幻灭的欧洲大一统的梦想如今已在某种程度上由欧盟的团结和协调实现了。仍活跃在国际政坛上的基辛格依然挥舞着“均势”的大旗，他看到了只有在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的协议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而有合理安排却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国际均势的成败在于各国是否能扮演好各自在整体大局中所担负的角色。权力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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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德俄王朝外交流变

【关键词】

本文出自：www.slgz.cn 毕业论文网 德国 俄国 王朝外交 流变

在俄德关系的发展史中，曾有过“亲密无间”的阶段，也有过“流血拼杀”的时期。围绕着国家与民族利益，两国关系时紧时松，循环往复。在德俄外交博弈中，王朝外交一直被双方奉为圭臬。在非此即彼的外交选择中，两国以王朝外交为基石，在不同时期豪夺欧洲霸权。同时，随着近代德国统一，欧洲局势骤变，保守主义的王朝外交最终让位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 王朝外交的合作

18世纪至德国统一前，是德俄王朝外交的黄金时期。普鲁士于1714年加入了俄国占支配地位的北方联盟，马克思评价这一联盟目的是为了瓜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开创了国际政治近代纪元”，“是瓜分波兰的前提”。①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衰退和从北德地区的退出，直接促成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壮大。俄普于1764年结成防御同盟反对土耳其，并从1772年起联手三次瓜分波兰。普鲁士仰仗俄国的实力反对奥地利，这便使俄国成了德意志事务的仲裁人。

19世纪以来，俄普不仅多次联手反对拿破仑，还共同履行神圣同盟的义务。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元气大伤，需要普鲁士在中欧制衡法国。而普鲁士为了排挤奥地利、统一德意志，也需要借助俄国的力量。因此，俄普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是互相依赖的。为争取对奥地利作战中俄国的中立，普鲁士协助俄国镇压了1863年波兰的反俄民族起义。1866年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同普鲁士国王代表会谈，当谈到《巴黎条约》时说：“这个条约没有生命力。它将自然地或非自然地死去，当事情发展到埋葬它的时候，我们相信，在这个伤害我国民族感情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普鲁士将会热诚地、十分坚决地为我们说话。”②1868年3月，俄普订立秘密盟约约定，一旦普法开战，俄国即陈兵奥地利边境防止奥法结盟。作为回报，在1871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俾斯麦帮助俄国挣脱了1856年《巴黎和约》黑海中立化条款的束缚。因此，德国统一前，专制统治原则和对外扩张的要求将俄普紧密联系在一起。俄普王朝互相帮扶，在欧洲事务中各取所需。

王朝外交的裂痕 德国统一后，新一轮的德俄关系因中欧局势的改变而变得扑朔迷离。俄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于普、奥、第三德意志三个政治因素之间，俄德“未来冲突的种子无疑是存在的，普鲁士势力的异常迅猛的发展迟早会使冲突骤然爆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若不威胁俄国的安全就再也不能扩张”。③因此，保守主

义的王朝外交，随着德国统一的完成，必将出现裂痕。

王朝合作基础日渐薄弱。1873年、1881年俄德奥先后两次缔结《三皇同盟条约》，表面看，德俄王朝继续合作，实则暗藏汹涌。第一次三皇同盟的核准，除了在维持欧洲政治现状这一点上双方存有共识外，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任何一致看法。德国策划这一同盟的目的在于孤立法国；俄国则认为一个强大法国的存在是维系欧洲现状和欧洲和平的重要因素。俄国人出于对法国共和制政府的恐惧和对波兰的担忧，容忍了德意志的壮大。但重要的是，俄国决不是支持德国对付法国，充其量只是保持中立。因此，三皇同盟中的德俄合作只是欧洲大国关系互相牵制的一种反映，缺少共性。

此外，从三皇同盟的盟约来看，德俄达成一项军事条约，但没有政治协议，俄国的保留意见使同盟在对法问题上毫无用处。俄奥之间有一项政治协议，但没有军事条约，两者之间的猜疑使同盟在近东问题上毫无意义。虽然三皇同盟以保守主义原则为基础，但其严重依赖俄奥两国关系的走向，俾斯麦试图通过王朝外交价值观来约束三方的关系，但仅凭德国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控制局势的骤变。因此，德俄王朝外交注定要破产。 对俄国而言，其心脏区域大致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这一带不但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西面门户洞开，非常容易遭到经由波兰与德国而来的入侵。因此，尽管第二次三皇同盟缔结前，已经有了反俄性质鲜明的德奥同盟，但俄国依然选择了王朝外交。这既是俄国传统王朝联盟政策的延续，又是其不得以而为之的结果。1882年，俾斯麦又亲手缔造了反法反俄的三国同盟。俄德双方虽有互相借助对方力量以谋求霸权和进行扩张的需要，却无抗击共同敌人的目标。 1887年三皇同盟期满，德俄双方签订《再保险条约》以代替保守主义同盟。然而，《再保险条约》却并不保险。德奥同盟条约中规定：如果奥匈遭到俄国进攻，德国就予以援助；“再保险”条约指明：如果俄奥交战，德国则善守中立。而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纷争是不可难免的，因此，俾斯麦的“保险”与“再保险”终难共存下去。《再保险条约》的签订没有真正促使俄德接近，随着19世纪末欧洲局势的变化，德俄王朝日益缺少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目标。

德俄对法态度的迥异。1872年12月20日，俾斯麦在致驻法大使阿尔尼姆的信中指出：“法国对我们抱有敌意，所以我们要尽量使得它软弱无力”，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阻止它找到同盟者。只要它没有同盟者，我们也就不必怕它”。④由此可见，德国并不害怕一个强大的法国，而只担心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结盟。因此，普法战争后，德国势必要对法国采取孤立打压政策。

相对而言，俄国对法国的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欧洲大国。色当战役后，欧洲大国都无意支持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法国，只有俄国的态度与众不同。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摆脱黑海中立化的影响，1861年国内又开始农奴制改革，因此对欧洲局势持观望态度。俄国认为：德国统一“可能由于革命而实现，因而这个任务最好还是由君主倡导去解决”，⑤所以没有阻止普鲁士的军事行动。然而普法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所以俄国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1871年哥尔查科夫给驻法大使奥尔洛夫的训令中明确提出法国是欧洲“均势实质性的因素”，而俄法之间又“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因而能够达成“有利于两国安全、两国繁荣和在欧洲维持均势”的协定。⑥这是俄国对法国的基本方针。1872年9月，柏林三皇会晤期间，亚历山大二世特地接见了法国驻德国大使贡托·比隆，要他对三皇同盟会晤放心。哥尔查科夫则进一步告诉他：“德国并没有权利对你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认为是需要的，你们就去做，这样你们也就是正

确的……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⑦

1875年4月8日，德国柏林《邮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战争在望》的文章，在德国煽起反法浪潮，俾斯麦大肆宣称法国即将发动进攻，“只要证实法国在准备战争，德国就不必等待，相反地，应当予以立即打击。”⑧面对俾斯麦制造的所谓的紧张局势，俄国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向法国发动新的战争，俄国将竭尽全力来抑制柏林的急躁情绪，并使和平与温和的想法得以在那里占到上风。5月10日，哥尔查科夫与沙皇驾临柏林，并在英国外交使节的配合下，迫使俾斯麦收回了对法进行“预防性战争”的叫嚣。这一事件使德国遭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同时也暴露出王朝外交的脆弱性。在关键时刻，俄国没有站在德国一边，而是与英国捐弃前嫌并肩向德国施加压力，俄国这位“老朋友”的行为使俾斯麦陷入了“联盟的梦魔”中。因此，19世纪70年代，法俄之间虽没有正式协定，但由于俄国在反对德国进一步扩张上表现了比其他欧洲大国更多的决心，所以两国也就有了明显的接近，这与德国对法态度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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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危机中德俄矛盾的加剧。187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北部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爆发了基督徒起义，起义得到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支持，近东局势骤然紧张。“关于东方问题的少数几条没有争论的真理之一是：奥斯曼帝国不可能瓜分的使所有有关强国都满意。”⑨俄国一直觊觎土耳其，并与奥匈订立《布达佩斯条约》，规定由维也纳保持善意中立的态度以换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二省。⑩准备就绪后，俄国于1877年发动俄土战争，并迫使土耳其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条约规定建立一个庞大的保加利亚国家，但未提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权。这违反了国际协定，推翻了巴尔干的均势，引起英国和奥匈不满。

近东危机导致了俄奥两国矛盾的尖锐化，两国纷纷转向德国求援。德国的处境是：普法战争已经确立了一个永久的敌人——法国，德国如果与奥匈交恶，则其只能听任圣彼得堡的摆布了。俾斯麦明确地表示：“假如由于出现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联盟，俄国军队出师不利，俄国实力地位大受削弱并继续不断地削弱，这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存在或其独立受到很大威胁，以致我们在维护欧洲的均势时所必需指望的因素之一眼看今后即将消失，这样也同样会深深地触动德国的利益”。{11}德国为控制奥俄关系的发展而在两国之间持中立立场，以避免俄奥矛盾的发展危及三个君主大国的联合。但德国的

中立并非完全不偏不倚，俾斯麦在上述答覆中特别强调德国不能容忍对较弱的奥匈的致命伤害。德国的这种行为被俄国视为忘恩负义之举。在英奥的联合压力下，俄国被迫把《圣斯特法诺和约》交由柏林会议去讨论。

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各大国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反应使俄国清楚地看到，如果继续坚持这个条约，则很有可能导致又一次克里米亚联盟的形成。沙皇迫于无奈接受了俄国军力和财力都很薄弱的论点，决定让步。柏林会议达成了《柏林条约》，将大保加利亚分成三部分，恢复了近东的力量均势。受国内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俄国民众将俄国在柏林会议上的遭遇看作是俄国外交的惨重失败，他们认为正是俾斯麦这位“诚实的掮客”毁了俄国的利益。在东方问题上，德国并没有成为俄国对付其他大国的盟友，德国没有站在支持俄国的立场上，使俄国被迫同意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俄国向巴尔干扩张的目标被遏制，俄国利益受损。哥尔查科夫曾表示处理东方问题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彻底改造，第二种是重新粉刷一下，这将使局面再维持若干年时间。而“德国赞成一次全面的解决，德国在近东没有任何利益，俾斯麦害怕被拖进一场他将毫无所得的冲突，因此梦想实现某种不可能实现的瓜分，使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12}足可见两国在近东问题上的分歧。

1885年9月，保加利亚危机再一次激化了东方问题。俾斯麦针对危机对俄奥采取双向抑制的政策，他向俄奥表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德国的态度使俄国倍感失望。为解决保加利亚危机，俄国唯一的希望只能在法国。俄国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13}因而，近东危机中德国对俄国的漠然，使得法俄有了结盟的可能，俄德王朝外交几近终结。

王朝外交的终结

1890年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独揽德意志帝国大权，开始奉行反俄联英的外交政策。他主张“同日耳曼的奥匈实行民族主义的合作，同自由主义的英国建立民主的联系，而同俄国的保守主义关系则要使之破裂”。{14}这一政策的主要表现就是德国1890年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并与英国签订了《赫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1891年5月，三国同盟条约再一次续订，同盟反法反俄的性质继续延续，且继续与英国修好。至此，俾斯麦长期致力维系的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

此外，《再保险条约》签订后，德俄经济纠纷不断。德国新闻界大肆笔伐柏林股票交易所经营的俄国国债，德意志帝国银行和普鲁士国家银行强力抵制俄国有价证券，这对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俄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法国金融资本的海外输出是其独有的传统，这为法国利用经济手段拉拢俄国提供了有利条件。1888年11月，俄法达成第一笔为数5亿法郎的贷款；1889年3月和5月，法国银行向俄国连续贷款17.4亿法郎，1890年3月贷款7.6亿法郎。此外，法国还准备在两年之内继续向俄国提供20亿法郎贷款。法国对俄国的大规模贷款，使得俄国改变了其外债形式，减少了对德国的依赖。法国以经济金融手段大大改善法俄关系之后，提出进一步密切政治外交关系乃至结盟的问题，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1891年俄法两国达成一项政治协定，法国愿意同俄国加强谅解，巩固其共同的安全。1891年7月，法国舰队抵达喀琅施塔得，对俄国进行正式访问。1892年8月俄法签订《法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法国受到德国或受到德国支持

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应出动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或受到德国支持的奥地利的进攻，法国应出动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15}经过1893年12月和1894年1月法俄两国政府的来往信函，法俄军事协定被正式核准。 法俄同盟的形成标志着德俄王朝外交的终结，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对峙的新格局。 注释

①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②［俄］波马廖夫：《苏联史12卷本》（第5卷），1967年，第234页。 ③⑧［俄］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版社，1979年，第37、47页。

④⑥［俄］曼佛列德：《法俄同盟的形成》，1975年，第48、49页。 ⑤［俄］斯纳尔松：《普法战争和俄国》，1963年，第242页。

⑦［俄］曼佛列德：《法国对外政策1871-1891》，1961年，第97页。 ⑨{12}{14}［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71、264、368页。 ⑩［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6页。

{11}［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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