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介、改编到自编：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一个从译介、改编到自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国人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有着直接关系。当然，里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何成刚
学术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实业之发达，风俗之变迁等事者乎，无有也。日本市村瓒治郎泷川龟太郎所著中国史，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因出己意，逐加考订，正其伪误，而补其缺略。凡于政治之沿革，文明之变迁，尤三致意焉。每朝之末，必将其制度学术宗教风俗技艺产业分类详述，俾可一阅而知。若我中学校据为教科书，则读者自知社会之变迁，文化之由来，以发扬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收历史之效果。至其书中体例，熟加斟酌，大约参取于编年记事二种，而各揭其所长，期于取便讲授为第一义。”作者在编写中注意到两点：一是要将日人编写的书为“我”所用，就应力图纠正原书“因出己意”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作者提出的“发扬其爱国心”的撰述旨趣，因而作者做了详细修订。二是历史教科书内容的丰富性。对此，作者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并以此为标准，在日人著作基础上编著出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教科书。这是国人在译编外人史著过程中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对早期学堂历史教科书编写产生积极影响的，当属日人桑原骘藏著、金为译述的《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该书最早于１８９９年出版，在国内于１９０９年初版，民国建立后于１９１３年出版了修订本。这本书对以后国人自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历史发展的历史分期的认识上。《东洋史要》第一篇第四章“区分时代”中，桑原氏指出：
凡一群之事变，必有始终因果之关“
系。决不容划然剖分彼此之间。虽然，时因一钜事之斗现，而其前后之世局，有不得不随之一新者。史家为便选辑计，爰标举此类事变，以区分史期。”桑原氏将东洋史为四个时期：分别为“上古期”中，下限截止秦统一、“近古期”近古期”，下限截止唐亡、“，下限截止明亡、“世期”中国通史》，包括整个清朝。与柳诒徵修订和增补《相同，译者对《东洋史要》之漏处，错误的地方，坚持伪者正之，遗者补之，复者删之，赘者节之，歧者并之，“
俚者文之，阂者达之，柄凿者圆之，迻译颇慎，复荟萃中外史籍穿穴融贯，沟而通之”的原则。同时，译者还特意在原书的基础上撰写了“总论”一章内容（见凡例）。
众所周知，东洋史的范畴远比国史的范畴大且广，桑原氏关于东洋史的历史分期，何以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分期，说明当时国人基本上沿袭日人观点，并没有加以过多思考。比如清末汪荣宝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
［３］
朝史》就是其中的一例。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指出：
一
众所周知，１９世纪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促进了清末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兴起，主要表现为日本文化成果输入中国的单边文化“流向”。其中许多留日学生把日本学者编写的史著及其编写体例，输入国内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人指出：
中国今日之通史著作，其体例实仿“
自西洋，非中国所固有。盖自清末废科举，设学校以来，为供应学生之课本，于是稗赅自日本，而将此通史体例，间接流入中国。清末学校多采用桑原骘藏之东洋史，以为
［１］（ｐ．２０８）
中国史教本，照其例。”这种文化交流，对学校历史
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日本史著的“章节体”、篇章体”或“编章体”体例，或直接或稍加删减修改成“
为学堂历史教科书。在体裁结构上，与传统的《三字经》、二十四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比，更科学、系统。
这种“拿来主义”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学编校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新课程的设置，我国旧式的“年”和“纪事”史论，显然不能适应新历史教育的要求。不过，国人并没有直接将日人史著拿来就用，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改编、删减及修改，以更好地便利教学。这也是早期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历史教育现代化的角度看，这是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由阶段，仍属于学习的过程。
比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中国通史》在当时中国影响颇大，该书于１８９９年由上海东文学社出版以后，１９０２年由学者柳诒徵做了简单修订和增补，改名为《历代史略》。其中，元明史是新增补的内容。不过，在史学观点上《历代史略》基本上沿袭了《中国通史》，创新之处并不明显。１９０３年后《历代史略》被定为学堂历史教科书。这是清末一本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
又如清末吕瑞廷、赵澄壁等合编的《中学堂教科书新
［２］体本国史》，虽然同样也是依据日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
但其强烈的反思批判与自我创新意识尤为明显。作者在绪论”中指出：“
近译日本所著东洋支那史，非失之略，“
即失之浑，求有简繁得宜，论断得衷，专详建国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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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类之进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
能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然或因一事变起，而有足使当时大势，面目一新者，史家为便编述，特据此类事变，以为标准，而区分时代焉。”这种见解其实是桑原氏对历史分期认识的翻版。作者接着指出：
顾历史时代之区“
分，常因史家观察之不同，而有互异之离合。日本文学士桑原骘藏，尝据中国本部之大势，参考亲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统一之间为上古期。自秦一统至唐之亡，凡千余年间为中古期。自五代至本朝之兴七百年间为近古期。今始用其说，大别国史为四部。即（第一）太古至战国之终为上古期。（第二）秦至唐为中古史。（第三）五代至明为近古史。（第四）本朝创业以来为近世史。”
［４］
比如清末章嵚编著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沿袭
海文明书局，１９０５）；日人小川银次郎编、沙曾诒翻译的中学西洋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１９０６）；日人元良《
勇次朗，家永丰吉著，邵希雍翻译的《中学堂教科书万国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６）；秦瑞玠译编的《普通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１９０７）；日人坪井九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马三著，吴渊明、仲遥翻译的《
（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上海群益书社再版了兴文社翻译日本学者本多浅治郎写的《西洋历史教科书》；普通学书室”编纂的１９１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普通新历史》《，这本书以日本中学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编的东洋史为蓝本。
二
日人史著经过编译成为中国学校历史教科书，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日本学者对历史的解释能否等同于中国人的认识，是值得怀疑的。而且这种做法在本质上等同于取消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解释权，而将日本学者的史观或价值观灌输给中国的中小学生，类似于悄悄地通过学校历史教育继续了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殖民”。无论是依当时人还是现今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历史教科书都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历史教科书承担着国民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实现历史教育功能的重要载体。这就决定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必须以民族根本利益、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为出发点，只要这样，才能养成学生的民族意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这一要求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就教育理论而言，这也是学校历史教育原理中的应有之义。可见，在学校历史教育发展初期，大量沿袭、改编日人史著以为学堂历史教科书，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中国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从近代国情和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考虑，根本上还得由国人来编写。
显然，和学校其他课程相比，当时国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教育在培养民族意识上的独特功能。在他们看来，靠改编或译介日人史著而来的历史教科书，有碍于这一功能的发挥，所以中国学生必须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这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在学校历史教育上的体现。如有学者在１９１０年撰文详细直率地阐述了这种教育现象的巨大危害性［６］。作者指出：
吾国今日教育，非可“
与欧美日本同日而语也。方今之大忧，曰亡、曰贫、曰弱，苟能以教育疗之。斯为吾国教育之进化，教育之道非一，而能间接达目的者为教授，教授之法亦不一。而能提纲挈领于同一之方针者为教科书。吾国古时教授无良本，徒取先圣昔王之微言大义，强儿童以素读，其阻教育之进化”，但是，来，
而今教本，虽纯疵不一，皆袭取他国之成“
书，变通之，裁割之，未能适合吾国之现状。”在作者看
今日之教科书苟仍不能陶冶国民之德性，发展国民“
学校“
之能力，恢拓国民之生计”，其造成后果必然是，
了当前流行的桑原氏历史分期法。虽然在分期所使用的术中古期”中代语上，略有小异，比如他不用“，而用“史”，但基本上没有根本区别。
又如，清末著名学者陈庆年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９）就是在桑原氏《东洋史要》基础上改编而成。民国建立后的１９１３年，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修订本“后序”中交代了该书的编写《缘由：
桑原骘藏东洋史自樊炳清译本出于东文学社，其“
书盛行殆偏于东南诸省。庆年在武昌时见诸校印行者已有数本。盖自己亥以来四五年间以此为教者相属也。顾其为书世界史之例耳。而于国史所应详者尚多疏略。光绪癸卯两湖立文高等学堂庆年任历史课兼教文普通学堂，欲以己意，缀事别为本邦史，”不知何故，
中国历史教科书》《
只写到明朝，没有清史。《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分期是：从太古到秦统一为上古史、从秦统一到唐末为中古史、从五代到明末为近古史。修订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近世史”内容：第１篇：明清间关内，主要增补了“外大势、第２篇：清初及中叶、第３篇：清之中衰及其末叶，共４２章，约１．６万字。
将历史分期的观念引入学堂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之中，以社会或时代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区别与其他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为分期的主要标准，从而取代传统的以朝代断限的标准，有助于在宏观上更好地认识历史发展的线索和概略，无疑是学校历史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桑原氏的历史分期中，上古期为表现为“汉族缔造时代”汉族极盛时代”、中古期表现为“、近古期表现为汉族渐衰，蒙古族兴盛时代”欧人东渐“、近世期表现为“时代”。当然，桑原氏的历史分期学说虽是一家之言，但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傅斯年就特地发表文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
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可见其影响力决不能小视。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
［５］
诚不可量。”显然，傅氏也赞成对历史发展进行分期。
除了那珂通世的《中国通史》东洋史、桑原骘藏的《要》外，还有大量日本史著经译介，成为清末民初学校历史教科书。在这些史著中，以西洋史著为主。比如由“清东西洋历史教科书》（上学务大臣鉴定”，吴葆诚编译《
未遍设，外人已入而制我死命矣”。作者对于教科书的功能定位非常高，将教科书视为培养国民品性、延续民族生命的根本。作者虽系泛论，但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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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例外，由此可见论者思考的深刻和敏锐。在作者看来，学校教科书应该反映国家的现状，应该符合民族性的特点，这在根本上与教科书编写应遵循时代性的精神是相一致的。而且，作者的担忧，也是当时学界普遍的共识，绝非一己之谈。作者还认为，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应当叙述国之惨状”历年之国耻”重武备兴实业”，历史教“、“、“科书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当时译介日本人的史著看，这些重要的内容是没有的。
钱穆也是其中的有识之士。１９１３年他撰文指出
［７］
如果从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学堂教科书新体本国史》恰好反映了由译编他书到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过渡特征。有论者指出：“过去有人把这段使用外国人编写中国史教科书的经历视为中国的耻辱。其实引进国外先
［９］（ｐ．２５）
这进课本，有助于１９—２０世纪之交进步史观的普及。”
种论调显然值得商榷，因为历史教科书不仅承担传播进步史观的功能，更主要的在于养成学生具备“中国人”应有的品质，这也是清末有识之士反复强调的。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学界强烈反对在沿袭日人史著来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并极力呼吁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直到民国建立以后，历史教科书的大规模编写基本上才由初期的译编向国人自编开始转变。如果没有清末学者们的积极呼吁，如果国人都把使用他国学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视为“正常”而不觉得是一种“耻辱”，那么中国学生何时才能真正用上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潮的促使下，才大大加快了民国历史教科书本土化的发展进程。当然，就个别情况看，亦有例外。比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新著西洋近百年史》，１９２２年还出版了李泰棻编译的《
１９２４年该书已印至第３版，在学校颇有市场。其他一些小出版商，如上海群益书社等，还在继续出版日本编写的西洋史教科书译本。
总而言之，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虽以国人自编为主，但还是呈现出了自编、译编历史教科书“并行”的局面，这与北京政府对学校教育的疏于管理有直接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府明令禁止译编，提倡国人自编，这一现象才得以改观。
：历
史课是“国民教育之重要科目”国民教育者所以养，而“成其一国之民非所以养成任何国之民者也。我有我之国势，我有我之民情，外人之所以灌输其学子者，固不可以灌输我之学子。外人之所以造就其国民者，更不可从而造就吾之国民”。钱穆特别提醒，编写外国史教科书更应谨慎。他还提出了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一个原则，即应从我国之国势民情”出发，“者也”。
可贵的是，国人在自编历史教科书时已有清醒认识。比如丁保书编写的章节体《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１９０３）。作者在“编辑大意”里是这样写的：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
史》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若《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可惧孰甚。窃不自量，编成此册，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以孙子述父祖之德行。凡予族姓，庶闻而兴起，念厥先缔造之不易，而以护恤保存，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乎！。”不难发现，作者认为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在于传播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充满了“日人之口吻”的历史教科书，当然无法实现这一任务。
历史教科又如１９０８年沈恩膏编辑，朱寿朋校订的《
［８］
书本朝史》就是其中一本特点鲜明、理念进步的历史教
编辑不可谬然以外国书教授“
三
当然，自编历史教科书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便是“抄袭”的问题：国史教科书抄袭古人著述，外国史教科书抄袭西文著述。对于这一点从后来学者们的批评便可体会出来。学者郑鹤声对这一时弊感受很深。他说：
吾“
人试一检阅各书局出版的本国史，对于上古、中古、近古各时代的史料，多由古人著作中照原文字句抄袭迩而来，很多教科书，此岂国文程度浅薄的中学生所能了解？”“
关于中国史方面，大都根据古书而整理删削汇集，而外国史方面，亦都根据外国文翻译删削而来，因而文字不是嫌注释不详细，深思难懂，就是译文不流利，晦涩难解。这于中学生自修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
坊间所售出课“
本，多属粗制滥造，错误百出，如世界书局所出之某种初中历史教科书，有一段大意说英王查理二世崩，其子詹姆士二世继位，殊不知ＪａｍｅｓⅡ乃ＣｈａｒｌｅｓⅡ之弟，而非其子，编者必非专习史学，且对英国史亦未尝寓目，故以为王崩继统者必属其子，致有此误。其中原因，为一般教材，多由抄袭而来，编者本身，就无辨误的能力，稍有见解者，则又不免过于主观，以致史实缺乏公平正确的观念，
［１０］
诚为历史教学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注意的。”如
科书，这从该书的“编辑大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我国民族最为复杂，惟施以共同之教育，方足以铸成大“
帝国之国民”；
本书专重国界，而不涉种族，消阋墙之“
近时历史课本，叙本国事，亦或“
衅，始可以御外侮”；
作客观语，盖沿袭译本而失于检教者，碍不适于国民之教育，本书力矫其弊。”可见该书在编写理念上除了提倡国民教育观外，还渗透了民族平等和国耻教育等进步观念。
实际上，即使那些以日人史著为基础改编的历史教科书的学人，如《中学堂教科书新体本国史》的作者吕瑞廷及赵澄壁，在这一点上，与潘树声和钱穆等人的认识也并无二异。该书“绪论”指出：
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
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然欲培养一人格，必赖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教科。历史科，即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教科也。东西教育家，莫不谓本国历史之位置最尊
［２］
重，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正因为有如此深刻远见的卓
果考虑到这一客观因素，即较之于国史教科书，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难度似乎更大一些的话，
抄袭”的问题似乎“
又可以理解，这无疑是一个尴尬无奈的事情。
识，才决定了《中学堂教科书新体本国史》与一般译编历史教科书相比，有了明显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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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编世界史教科书要比自编国史教科书难度大，导致在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中，材料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采自西方学者的著述。如胡适就曾撰文对陈衡哲的《西洋史》做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胡适指出：
史“
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虽然在胡适看来，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
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
［１１］他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一语道出了当时世界史
\"
中，关于“日俄战争”叙述，就很能东亚各国史教本》#
说明这一问题。关于日俄战争起因，该历史教科书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俄国，认为是“日知俄欲坏马关条约，不得不预备战事”。作者还详细叙述了日俄战争前的双方的外交交涉情况：俄人惟增兵满洲，阳假保商之名，阴行其吞并之略，……又与清之贵族订密约，许满洲铁道之支线延长至北京。……列国皆愕然。日本质问清廷，清廷无言以对。列国亦出而抗议。……日本政府屡次遣使向清廷诘问，讫不得要领。日本不得已乃有直接与俄国交涉。大意欲俄国……声明俄国不得独占满洲。俄廷皆拒绝之。日本国民大愤，法学博士七人上书主战。明治三十六年正月，开御前大会，决定宣战”，强调了日本行为的正义性。关于《日俄条约》的签订，编者认为：
在旅顺大连以及该“
处水陆两所，俄人所得租界权，概割让于日本，日俄之于满洲，有同等之权利，以图商业之发达。满洲铁道，以长春为界，日俄两国，分割该铁道。两国均以商业目的使用之。”编者将日俄瓜分东北的卑鄙行径完全看作是一桩正常的外交事件，令人费解。
更让人迷惑的是，编者在第四编“日本史”叙述时，基本上采用明治纪元。比如有这样的描述：明治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年）清派兵入朝鲜；明治三十六年正月，开御前大会；日本于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与俄结约。偶尔则用西历纪元，比如：日本自永嘉七年（西一八四五年）至明治二年（西一八六七年）。
叙述至此，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段论述很明显是从日人史著抄袭而来。编者叙述处处从日本立场出发，编者似乎不是以一个中国人，而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去审视日俄战争，所以编者对日俄战争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日本是正义的一方。毫无疑问的是，作者混淆了战争性质，完全没有看清楚日俄战争起因于两国对我国东北利益的侵略，而日俄战争结果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学生如果读了这段历史，能否激发起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值得怀疑。
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学者对一本世界史教科书过分渲染日本的嚣张气焰和战功提出批评，
某氏的初中外“
国史上册１０６页中，称‘丰臣秀吉雄才大略，善为政用兵，安定群雄，推尊王室，改革政治，充盈府库。因与朝鲜交通久断，促朝鲜入贡，并欲假道攻明，朝鲜置之不答，丰臣大怒，攻入朝鲜，几逾鸭绿江’。这虽是一段中国文字，却是十足的倭人论调。我敢武断地说，
这是盲‘
［１３］
目抄袭倭人著述所致’这本历史教科书笔者虽然未见。”
教科书编写中的苦衷与难处。可见，民国时期无论是国人研究世界史，还是编写普及读物的世界史教科书，面临的第一大困难就是史料缺乏，这也导致了世界史教科书编写中的“先天不足”。
从１９３３年何炳松为商务印书馆编著《高中外国史》的“序言”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个很令国人尴尬，但无可奈何的现象。何炳松在“序言”中坦承，史》中，
高中外国《
关于亚洲民族的史迹竟不能不取材于英国学者“
罗马帝国衰亡史》所编的《大英百科全书》，吉本的《，劳林生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和派克的《一千年间鞑靼史》高中外国史》“所有对于这许多民族在文”；甚至《化贡献上的价值的话，又十九采取前三书著者的意见”，关于先史时代的部分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为主要的“
材料。关于欧洲的部分以布累斯德的《上古史》，著者自己所编的《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三书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印度的部分以斯密斯的《牛津大学印度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朝鲜和日本的部分以木宫泰彦的《日支交通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月氏和突厥的部分以《大英百科全书》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南洋群岛的部分以伊利奥特的《印度教和佛教》（第三卷）为主要的材料。关于蒙古人的部分以霍渥尔特的《蒙古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回教的部分以福礼门的《萨拉森人的历史和武功》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土耳其的部分以柳克述的《新土耳其》为主要的材料。……”史料上的依赖性，自然影响学术论点的独立性。
史料的缺乏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根源是民国时期严格意义上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并不存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的
\"
产生与发展，多数学者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更
有学者对建国前的世界史研究做了精辟总结：从历史遗产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前世界史学方面的积蓄，如果不说是空白，也仅仅是极薄的一层
［１２］
。显然，民国时期极其
薄弱的世界史研究，很难给编写普及读物的学校世界史教科书以更大的学术支持，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其实就连一般大学历史系，也很少设置世界史课程，即使有，也多采用西方人的史著。所以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世界史教科书，易。
鉴于此，在国人自编世界史教科书早期，有时候会难免出现抄袭他人著述的现象。如民初李秉钧编写的《新制
编”的色彩要浓于“写”“，要找到一本像国史教
科书一样，富有“创作”色彩的世界史教科书，确实不
到，但从这段言辞激烈的批评看，这本历史教科书确实是存在的。其实像这样的不加改编直接抄袭的现象在世界史教科书编写中还是相当多的。
总的来看，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质量不尽如人意，问题较国史教科书要多，比如“次序颠倒、伪误百出”、或舍取失宜，不合程度。或……销售至一二十版，历时“
八九年。陈陈相因，丝毫不加增改……贻误青年学子与否
\"
不顾也”。$
更有甚者，即使民国中期，还有一些学校直接采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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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历史教科书进行世界史教学，这至少说明，并非依照部颁《历史课程标准》来编写的外文版历史教科书，在许多中学颇有一定市场。据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高中部历史教员卢绍稷所说：
今日英文程度较深之学校，教学外“
国史，大半用原本。其所用课本，最普通者是Ｃｏｌｂｙ或
高中以上，率多采用外国教科书，多用原文教学。“这固然是我们文化落伍的国家，想得到现代的知识所用的苦法子。但吾人终须认为这是不得已的过渡办法。倘若将这种不良状况长时间的展延下去，则吾国学子所受的损失，将不可言喻，实为一件至可恼痛的事”。蔡氏还具体分析了使用外国文教科书的缺点：耗费时间与脑力、与国情不适合、不利于普及教育。［１６］其实这种教学，有历史教学之名，而无历史教学之实。其教学目标，与部颁《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旨趣，已相差甚远。这说明，一方面，在历史教科书的使用上，历史教员的选择权还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政府和地方教育部门对于教科书的管理，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管理，非常松懈，也可说是处于毫无无序的状态。
从发展趋势看，外文版世界史教科书，与自编世界史教科书相比，毕竟只是很少一部分。就笔者所见到多系民国２０年代早期。随着国人世界史教科书编辑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外文版世界史教科书逐渐从中学退出；另一方面，涌现出了诸如杨人楩、何炳松等知名学者编写的比较优秀的世界史教科书。不过即使由国人自编，其缺乏
#
创新的成分也时常为学界人士所诟病。\"
Ｒｅｎｏｕｆ或Ｍｙｅｒｓ所著之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Ｇｅｒｎ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较新者如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ｕｒｏｐｅ，用者甚少）。此
种课本，皆已陈旧，无新鲜眼光，今姑不说。中学西史用原本，最大弊病，即教员将原本当英文教，斤斤于课本中字句
［１４］
之解释，不讲明史实之因果，不重中外史之联络。”卢绍稷
所言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绝非虚言。比如１９２１年南开中学“世界史”课程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有一本恰恰就是卢绍稷提到的由Ｒｅｎｏｕｆ撰写的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Ｇｅｒｎ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另一本是世界近世史，由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撰写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Ｖｏｌ．Ⅱ。
［１５］（ｐ．４５０）
可以说，除
了英文版的世界史历史教科书的材料在分量上不适宜于教学计划，其内容和体系也不符部颁历史课标精神或旨趣。当时持反对意见者也大有人在。
对于我国中学用外文世界史教科书的现象，蔡元培也持否定立场。１９３１年蔡元培在大东书局新厦落成开幕礼上发表“国化教科书”的演说，指出，现在我国学校，自注
释：
从世界史观看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武汉大学学报》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①参见安长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齐世荣：《景》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１４年初版，１９１５年再版。%
西洋文化史》历史学百年》，序，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引自刘新成主编：《，第２７１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海脱斯赖著，宋桂煌译：《’版。
他还发现“现今通行中学西洋史课本，即可知殆皆由外国（特别美国）&据齐思和所言，民国３０年代还有中学使用外文版历史教科书。\"
一二通行课本，改头换面，编译而成，其不适合中国学生之需要，自不待言”采外国课本，自诩能读原板（版）书者，则。更有甚者，有些中学“甚至学生之工作，仅为检查生字，往往成绩尤坏。岂非学生于英文之训练，已至能自由读书之程度，则鲜不发生但重文字，忽略内容之流弊。教员上课则为解释其字义，诠释其文法焉。是则西史一科，几成为英文课程矣”齐思和：《论我国现今西洋史教学之失及改进应循之途径》。，大公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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