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均衡增长理论
与均衡增长理论类似，非均衡增长理论也承认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平衡增长理论特别强调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并把它作为逻辑基础和理论前提；而不平衡增长理论则把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看作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探索把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机制，当然，非均衡增长理论并不否认大规模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使得二者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非均衡增长模式的代表性理论有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威廉姆逊的倒U字形学说等。
1、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赫希曼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创立者。1958年，赫希曼发表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指出了平衡增长战略的不可行性，系统论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增长理论和战略。他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和溢出效应、通货膨胀的瓶颈以及投资的有效顺序等的分析，论证了不平衡增长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得出了这一主要观点，即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一部分产业，然后利用优先发展的产业所创造的资本推动其他产业的投资，从而推动所有产业的发展。
赫希曼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在区域间和国际间的传导机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阐述了增长点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他认为，经济进步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同时出现，而且它一旦出现，某些强有力的因素必然使经济增长集中在起点附近发生；增长在国际或区际间的不平衡是增长自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前提条件。在对不平衡增长过程的分析中，赫希曼特别强调了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所谓“关联效应”就是某个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在投入与产出上的关联作用，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形式。“前向关联”是指
某个产业与为其提供投入品的产业间的联系；“后向关联”则是某个产业与把其产品作为投入品的产业部门的联系。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选择投资发展项目时，应该利用“关联效应”，优先发展那些能产生最大引致投资的产业，也就是选择那些具有显著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的产业；通过这种产业的优先增长来带动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就是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进口替代产业。
赫希曼通过极化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他把一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两部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对落后地区具有极化和溢出两种效应。极化效应是指由于发达地区具有工资收入高、投资收益率高、生产条件完善、投资环境较好等优势，从而不断吸引落后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衰落，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溢出效应则是指，由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购买投入品、进行投资以及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移民，从而提高落后地区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效应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2、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经济发展与不发达地区》（1957）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阐述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指出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对落后地区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和消极影响。缪尔达尔指出，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具有两种效应：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回流效应”是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在生产要素回报率差异的引导下发生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这种效应不仅会阻碍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且还会降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缪尔达尔认为回流效应的作用不是无节制的，发达地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成本会明显上升，外部经济效应逐渐变小，从而使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这就是“扩散效应”。但是，从
总体上看，两种效应的作用是不均衡的，回流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扩散”效应。
缪尔达尔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种因素之间以一种累积循环的方式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守恒或趋于均衡。某个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外一个因素的变化，后一个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强化前一个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变化的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具有初始优势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于平均的发展速度，能够不断地为自身积累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与发展速度较慢的区域相比，这些地区就会具有累积性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能够自我加强，形成越来越大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样，发达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经济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而落后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发展速度会越来越慢。这样，如果经济活动偏离初始的均衡状态，市场力量的自身作用不但不会使其回到均衡状态，反而强化这种非均衡状态，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越发达的地区越发达、越落后的地区越落后的“马太效应”。
缪尔达尔由此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投资，优先发展那些发展势头比较强劲的地区，以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需要制定一系列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3、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的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先提出的。他在对地域工业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经济空间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围绕极核进行的，经济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
向外扩散。佩鲁提出的这一概念是从极化空间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这种极化空间类似于磁极与磁场的关系，包括引力中心以及受其影响的有效范围。只要经济客体之间存在抽象的联系结构，就存在经济空间；在经济活动中，各个活动单元都创造其自身决策与操作的抽象空间，并产生一种推进效应。佩鲁所提出的经济空间是经济要素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极化空间中存在富有活力的经济单元，这种经济单元的增长速度高于该空间中的其他经济部门，它可以创造自己的决策和操作空间，形成具有推进效应的极化中心，带动整个经济的多维发展，这种经济单元就是推进型单元，一个经济空间“场”内的推进型单元即为该“场”内的“增长极”，而受其影响的经济单元则为被推进型单元。佩鲁指出，推进型企业或产业的产出或需求的增加，能够增加另外一个或几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和购买能力，因此，推进型产业能在总体上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的增长总量远远超过其自身产出的增长量。
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型产业形成非竞争性的经济联合体，推进型产业的发展、创新或制度变革等经济扰动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效应上：一是支配效应。佩鲁把支配效应界定为一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所施加的不可逆转或部分不可逆转的影响。在现实的经济体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对称的：一些经济主体处于支配地位，其他的经济主体处于被支配地位。支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又取决于经济主体的规模、交易能力和经营性质。推进型产业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具有先进性，对被推进型产业具有绝对的支配功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因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佩鲁认为，对占支配地位的产业投资，不仅可以增加产出、扩大有效需求，而且也能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辟新的市场。二是乘数效应。佩鲁强调，增长极的选择应该考虑产业间的投入产出链。增长极要能够与其他产业形成尽可能多的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这种联系包括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侧向联系。生产规模不等、技术水平不等、生产阶段不同的一大批产业部门就形成了经济联系的通道，没有中间部门形成的联系通道，
也不可能产生乘数效应。产业间的这种投入产出链能够使推进型产业把自身的增长效应通过里昂惕夫投入—产出链传递给其他部门或产业，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这种由推进型产业的单位投入而引发的经济系统的产出的成倍增长，就是外部经济的乘数效应。三是极化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是指迅速增长的推进型产业吸引和拉动其它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极化，获得各种聚集经济（包括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而不断向周围发散的过程，其结果是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大的区域乘数作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往往同时存在，它们都随距离增长极的远近而变化，距离越近，这两种效应就越强；反过来，则极化和扩散效应越弱。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如果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那么就不利于增长极腹地的发展；反之，则有利于增长极腹地的发展。增长极的支配性聚集—扩散效应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规模经济效益；四是聚集经济效果。
20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地理学家布代维尔把增长极的概念从佩鲁抽象的经济空间发展到现实的地理型经济空间，提出了区域增长极的概念。他把区域增长极定义为配置在城市地区并引导其影响范围内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组扩张性产业。区域扩张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现存厂商的成本减少或现存产业的厂商数量增加所致，而是由于极点上关键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关键产业就是“推进型”产业，构成增长极的核心。布代维尔认为，增长极是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区域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是引导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地理“增长中心”，区域在发展初期，投资应当集中于这种增长中心，使增长由中心向周围地区传播；如果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缺少增长极，就应该建立一系列推进型产业，使之聚集成为增长极，推动经济增长。
但是，给定区位上一两个关键产业的存在本身并不就一定能成为增长极。增长极形成
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区位上出现一些增长性产业，从而使该区位经济得到迅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还能持续并导致周围地区经济的扩张。换言之，给定区位上的一种产业联系并不会带来战略性极化效应，要促成极化，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增长中心为腹地的服务性供给以及对影响区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像关键产业的集中一样重要。
增长极理论提出了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思想，强调了产业和区域内的产业关联，突出了推进型产业的创新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发展思路，但它没能解释增长极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
4、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
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又称作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把社会变迁理论和空间理论联系起来，把文化、政治过程与经济发展综合起来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进行研究。该理论探讨的空间系统取决于其内部的联系方式，只要存在一个支配外围地区重大决策的中心区，二者就组成一个空间系统。因此，空间系统可以有多个级别和水平，如全球级、洲级、国家级、省级等等。区域的中心和外围构成了一个以权威性和依附性关系为标志的空间体系。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不连续但是逐渐累积的创新过程。这里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发展通常源于区域内的少数“变革中心”，并由这些中心自上而下、由内及外地向创新潜能较低的周边地区扩散。创新变革中心就是中心区，而组成特定空间系统的其他地区则属于外围区。中心区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则处于依附地位。中心区通过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链锁效应和生产效应等六种反馈机制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支配效应。
弗里德曼认为，由于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和外围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经济竞争优势，形成区域经济体系的中心（发达地区）；没有获得竞争优势的地区就会处于外围（落后地区），由于外围地区依附中心地区，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形成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强化。但是，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流动会影响要素的流向，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外围的界限会逐步消失，从而推动空间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总的来看，弗里德曼认为区域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中心区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它与外围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5、威廉姆逊的倒U字形学说
威廉姆逊,1965年发表《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他利用相对人均收入作为测度区域差异的指标，运用加权变异系数计算区域差异（权数为区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并试图揭示区域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
他选择了24个国家，根据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分组。即，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瑞典为Ⅰ组，芬兰、法国、西德、荷兰、挪威为Ⅱ组，爱尔兰、智利、奥地利、波多黎各为Ⅲ组，巴西、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为Ⅳ组，南斯拉夫、日本为Ⅴ组，菲律宾为Ⅵ组，印度为Ⅶ组。把区域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联系起来，威廉姆逊做了7组国家之间的横截面分析，对一些国家的情况作了历史趋势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威廉姆逊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发现。
（1）处于发达阶段的国家（Ⅰ组和Ⅱ组），区域差异很小；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国家（Ⅲ组和Ⅳ组），区域差异非常大；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Ⅴ组，Ⅵ组和Ⅶ组），除了Ⅵ组的菲律宾之外，区域差异也比较小。
（2）对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瑞典、巴西等国的历史趋势分析表明，在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经历了由小→扩大→缩小的变化过程。尤其以美国的情况最为明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较为典型的上升→稳定→下降的过程，1840－1880年，区域差异上升，1880－1940年区域差异转为相对稳定，1940－1960年区域差异快速缩小。
在一个国家内，当经济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时，区域之间的差异一般不是很大。
然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之间的差异就会随之扩大。
当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时，区域之间的差异扩大趋势就会减缓，继而停止。
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之间的差异将趋向缩小。
这样一个区域差异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发生从差异不大→扩大→缩小的过程，在形状上就像倒写的U字。学者们习惯地称之为倒U字形学说。
阿伦索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不仅区域差异的变化遵循倒U型的运动轨迹，而且
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同样也遵循这一规律：（1）经济发展阶段；（2）收入不平等；（3）地理集中；（4）人口转变。
质疑：
虽然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认为区域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分布的规律，但是区域差异趋同是否能持续？
胡佛持否定态度：美国的实证显示，区域差异趋同之势出现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
如果区域差异趋同是固有的规律，那么其推动力是什么？区域差异趋同的时间过程和其表现究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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