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秦早期文化研究述论

雍际春

【摘 要】近百年来的秦文化研究,经历了20世纪初发端、三四十年代提出概念和80年代再度研究兴起的发展过程,此后随着天水地区一批秦人早期文化遗址的相继发现,推动秦文化特别是秦早期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秦文化与秦早期文化概念日渐清晰,秦文化来源和构成的多元化得到确认,秦文化与秦人形成时间密切相关,秦文化具有特点鲜明等都是重点讨论的问题.然而,由于秦人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不少的争议,而争议过程又推动秦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期刊名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7)004 【总页数】4页(P46-49)

【关键词】近百年来;秦文化;秦早期文化,研究回顾 【作 者】雍际春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甘肃天水741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878.8

秦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以来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和对秦史问题的新探讨。这一过程肇自王国维对秦都城和“秦公簋”器铭的研究和考释，蒙文通、卫聚贤等人关于秦民族源流的探赜，到30年代前苏秉琦先生等三次发掘宝鸡斗鸡

台沟东区周、秦、汉墓葬及对葬俗制度的考察，第一次将秦文化从周文化和汉文化中单独区分出来，认为是“一支早已华化的外族文化”。（《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11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946年陈秀云《秦族考》一文明确提出了“秦文化”概念，认为秦文化“承袭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构成略有地方色彩而富有中原气息的‘中国本位’文化”（《文理学报》1946年一卷2期），但未就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解释。

1981年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秦早期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1990年以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葬、圆顶山秦春秋贵族墓葬的发掘，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机构联合开展的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在长达十年之久的系统考古调查和对礼县西山遗址与城址、鸾亭山祭天遗址、大堡子山城址及建筑基址与乐器坑、清水县李崖西周中期秦贵族墓葬，甘谷县毛家坪墓葬等遗址的系统发掘，不仅将秦文化考古由春秋战国推到西周时期，而且使秦族源和文化渊源的讨论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开启了科学揭示秦文化的新阶段。秦文化研究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近三十多年的成果都远超过此前；而且，多学科攻关，多角度观察，多层面探析和新方法、手段的使用，大大推进了秦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然而，由于秦人在古国之前的起源既漫长复杂，而其西迁过程又曲折迷离，加之文献记载简略，因而对秦文化的讨论，就必须借助考古材料才能有所突破。但是，由于学者各自对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认知不同，自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议，这主要集中在秦文化概念、文化来源、文化形成时间和文化特点及其成因等几个既相互交织又互相联系的问题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秦文化的讨论，首先涉及的是“秦文化”概念。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史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秦文化，具体指秦族（即建国前的秦人）、秦国和秦朝文化。秦族、秦国文化是一

种地域文化；而秦朝文化是统治整个中国的文化，亦即中国文化。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进一步指出，对秦人历史和文化进行具体研究或论述时必须区别其不同的时间或空间界限，他将秦文化划分为四种含义：以文化载体划分的秦人文化，以文化的地域划分的秦国文化、秦朝文化和秦地文化。在考古学界，王学礼、尚志儒、呼林贵所著《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和王学礼、梁云在《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进一步将秦文化表述为：“指存在于一定时间、分布于一定空间，主要由秦族秦人及相关人群创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种基于考古学层面的表述和界定，实际言说的是一种地缘文化。

对于秦文化概念的探讨，其困难主要在于秦人漫长的起源、西迁和族体形成经历了由东夷到嬴姓再到秦人的曲折过程。为了寻求突破，梁云《秦文化的发现、研究和反思》（《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一文认为界定秦文化的首要标准是文化特征，而非时间、空间、国别。实际上，我们考察和探索秦文化，既要有时间观念，又要有空间意识，还要把握“秦人”的本质含义和文化的来源。时间、空间、国别（族体）和文化特征，再加上文化起源均应是界定秦文化必须关注的要素。因此，所谓秦文化，就是指伴随秦人兴起、建国和统一的过程，而由其创造、发展并不断得到扩充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雍际春《秦文化与秦早期文化概念新探》，《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这是因为秦文化发展具有时间上的漫长性和阶段性，空间上的流动性和扩展性，还有秦文化的创造者“秦人”含义的模糊性与与延展性，以及秦文化来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才有可能对秦文化概念做出恰当的概括。

秦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而关键在于对秦文化的起源的认识，于是人们又提出秦早期文化概念。黄留珠《进入21世纪以来的早秦文化研究》（《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认为早秦文化，一般是指襄公始国前的秦文化。或以秦人都

邑为准，指文公迁都汧渭之会前（即公元前762年前）的秦文化。笔者认为，秦早期文化就是指秦人经过漫长的起源而形成自为的民族之后，由其在陇右天水地区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本族文化。这一文化既以秦族故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尚为基础，又吸纳了商、周文化和西戎文化等多种因素，也深深打上陇右地域环境因素影响的痕迹。因而，它是一种有别于其它地域和民族的新的地域文化。

关于秦文化概念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大家一致的结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上述探讨，无疑推动了对秦文化的关注和促进了研究的不断深入。

由于秦人历史的特殊性，学者们对秦文化来源的探讨大多是从论述秦人族属族源而引出的，这虽然是两个问题，但却互有关联。

第一种意见认为秦文化源于夏商周文化，也就是说秦文化来源于华夏文化，主要由黄灼耀、梁韦弦、韩伟、张天恩、牛世山、刘军社、袁仲一、王辉等学者提出。他们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研究，认为秦文化与夏商周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强调秦文化面貌呈现出浓厚的周文化色彩，是一种富有秦国特色的全新型文化，而与戎人文化距离较大。但在具体看法上还有差异，或认为秦文化源于夏商周，或源于夏商、或源于商周，或源于周文化。

第二种观点主张秦文化源于周文化和西戎文化，以俞伟超、赵化成、黄留珠等为代表。俞伟超认为秦墓所具备的屈肢葬、铲脚袋足鬲、洞室墓三个特征均来自西北羌戎文化，秦人是西戎的一支，但受周文化影响强烈，也可归入周文化这一大文化圈。而赵化成结合毛家坪的秦文化考古认为西周时期秦文化总的来说与周文化相似，而与甘青地区其他古文化相去甚远。其葬俗中的屈肢葬和西向墓等因素，与甘青地区古文化有关，而陶器的基本组合与器型同周文化有关。黄留珠在调和秦文化东来与西来说的基础上，提出秦文化“源于东而兴于西”的“秦文化二元说”。认为秦文化有两个“源”，一曰“始发之源”，一曰“复兴之源”。秦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东而西的迁居过程，在迁居之后，深受西方戎人文化的影响，乃至被戎化，这样

其复兴就不是以原有文化为基础，而是在“戎化”这一全新的起点上开始的。这种复兴具有某种始发或曰再次起源的性质。

第三种观点主张秦文化来源于东夷、西戎和商周文化，戴春阳、汪勃、尹夏清、谷玉梅、田亚岐、陈斯雅、王东均持此说。他们认为秦人是东西两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融汇组合的新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秦文化的内涵不仅是以东向直肢为代表的嬴秦宗室和以西向屈肢为代表的陇东土著的结合，而且还包括属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周余民”，因而，“秦人”是一个包涵有多种文化成分的复合文化集团。主张秦文化包括东夷文化、甘青地区古文化或西戎文化、殷商文化、周文化等互动、融合的结果。

这三种观点，实际就是一源说、二源说和多源说。一源说既关注到秦文化的远源，也确认了秦文化属于华夏文化，但却忽略了其它文化对秦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源说抓住了秦文化生成的近源和两大主流，但也存在对其它文化关注不够的问题；而多源说揭示了秦文化来源的真实生态，但亦存在对诸来源要素等量齐观之不足。近年来关陇特别是天水地区秦早期文化遗址、西戎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北方草原文化遗址的发现，为秦文化的多源生成提供了愈益充实的素材。因此，其多源同构的结构特征和内在机理必然会成为今后探究的主要方向。

这是一个与秦人族体形成和早期历史相交织的问题，对秦文化形成时间迟早的认定，实际上是研究者对秦人早期历史不同看法的反映，概括起来有春秋早期说、西周说和商末周初说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秦文化形成于春秋早期。黄灼耀、翦伯赞、常青持此观点。但随着秦人早期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深入，秦文化形成于春秋早期说已被学界突破。第二种观点认为秦文化形成于西周时期。此论将中潏迁居天水、非子封秦建邑、襄公始国及其文化创造等活动结合起来。其中，赵化成、牛世山为西周早期说；尚志儒主西周形成说；侯毅主张非子邑秦说；张天恩提出西周晚期说。第三种观点主

张秦文化形成于商末周初。汪勃、尹夏清、梁云、史党社都认为从商末周初起，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秦文化在天水一带形成。田亚岐认为秦文化初步萌芽于夏末至商代，初步定型于商末西周，西周以后得到稳步发展。刘军社认为嬴秦基本生活用器（主要指陶器）周式化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商代早偏晚些时候。

以上第二、三种观点实际都以嬴秦西迁天水立论，只是在具体判别上，或以中潏商末周初入居天水前、后为据，或以入居后的标志性事件如非子邑秦等为断限。这种差异实际由对秦人族体形成的认知差异所致。一支文化形成的基本标志，应该是这一文化开始独立发展之时。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是与创造、拥有、发展和消费它的主人不可分离，也是与其出现、分布、扩展、式微的地域空间息息相关。无论一个部族、集团，或是一个民族、国家，其生存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与空间进行和展开的，考察、认识和揭示任何一种文化，把握文化的主人与其分布地域，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我们考察、研究、探索和揭示秦文化，也只有从这两个关键问题入手，与之相关的其它问题才有可能随之迎刃而解。秦文化形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漫长的起源和孕育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其曲折动荡的西迁相伴随，且其时只有嬴姓部族而无秦人。秦人称“秦”是在中潏西迁天水，至第八代非子受封附庸邑秦之后。因此，历史上有了秦人才会有秦文化，秦人也是在迁居天水之后，才逐步形成自己的族体，非子邑秦之前，尚无“秦”人之称，则嬴姓族及其文化活动只能是秦文化的起源孕育阶段。这是讨论秦文化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最早对秦文化特点做出评论的是陈秀云，认为秦文化尚战功，讲实用，是他们的特色。从上世纪80代以来对于秦文化性质和特点的讨论，观点比较接近，而且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秦文化是多元混合特质的新型文化，具有功利、实用，尚武、崇法，集权、军事，开放、兼容，进取、创新等特点，兹不罗列。

秦文化的上述特点，与其发展历史和特殊的发展环境有密切关系，学者们也试图对

此作出探讨。一种观点强调民族融合与农耕、游牧两大文明共同造就了独特的秦文化，认为秦早期文化是一种以华戎交汇、农牧并举为特征的新型文化（雍际春《论天水秦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秦帝国承袭并发展了春秋以来中原列国的许多创造，但它也把北方的草原文化融进了缔造帝国、构建社会的制度、习俗和观念种种创新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秦汉帝国乃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联手打造的辉煌（艾荫范《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联手打造辉煌——秦统一论纲（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也有人认为秦文化是以游牧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秦在对游牧文化进行积极吸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造和整合，使它与先进的法家文化相结合，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从而使游牧文化的因子得到了升华（王绍东《论游牧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与秦文化对游牧文化的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秦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地域性变化，立足这一特点，从长时段和超地域的大视野审视秦文化是近年来秦文化研究的新动向。陈斯雅、王东认为秦文化是三代以来东（东夷、商人）西（周人、戎人）互动为主体的文化演变的结果，只有在“东西格局”的视域下，才能更好地理解秦文化。（《综论早期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从空间和时间的视角进行考察，秦文化具有超地域的特征和跨时代的意义。王子今《秦文化超地域特征与跨时代意义》（《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期）认为秦文化有区域文化的涵义，早期的秦文化又有部族文化的性质。秦文化既是体现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也是秦王朝统治时期的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秦文化又是一种积极奋进的、迅速崛起的、节奏激烈的文化风格的象征符号。秦文化的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实用意识、技术追求等积极因素的特点，可以以“英雄主义”和“科学精神”简要概括。这一评价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秦文化。

回顾百年来的秦文化研究，虽然成果斐然，但仍在以上基本问题上存在若干争议。这除了方法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深入不够之外，主要症结还在秦早期历史的基本框架和逻辑体系尚未建立。秦文化研究的兴起，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无疑发挥了先导和引爆作用；而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对秦统一价值的科学反思，则是促进人们高度关注秦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力。在中华文明和历史的长河中，秦人幸运地成为从古典文明向传统文明的转型进程中的承上启下的担当者，完成了对多元一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文化整合，从而奠定了中华多民族大一统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人们高度关注和持续探究秦文化，其特殊魅力和独特价值盖在于此。所以，随着关陇地区近年来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公布和研究走向精深化，秦文化研究的丰收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