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关于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战略决策，揭示了军事训练的发展规律，确立了军事训练的时代主题，明确了军事训练新的任务和要求，是胡主席关于军事训练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方向性。
军事训练作为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与人类社会技术形态进步、战争形态演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密切相关。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正是我军适应时代要求，主动进行的战略选择。 转变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军事指导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军事训练实践，是确保我军军事训练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军军事训练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始终保持了正确方向，取得了重大成就。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主席提出了以积极推进军事训练转变为核心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指导我军军事训练的科学理论，为我们认清军事训练的时代特征、把握军事训练的特点规律、推动军事训练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胡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以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丰富的创造性、突出
的实践性，为军事训练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转变的直接动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技术不仅决定战术，技术也决定训练。不同时代的科学技术，既决定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也决定那个时代的军事训练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军事训练也出现了以提高军人个体能力训练为主、以提高合同作战能力训练为主，以及以提高联合作战能力训练为主的三个历史阶段。在信息时代扑面而来之时，以微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正在造就战场数字化、武器智能化、指挥自动化、保障精确化的各国军队建设大趋势。丰富多彩的世界军队军事训练变革实践充分证明，军事训练转变是信息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在这场转变中落伍，势必进一步拉大我们同发达国家军事实力的差距，增大我国军事安全方面的潜在威胁。
转变的历史昭示——我军军事训练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军自创建以来，军事训练经历了革命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发展时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训练以战争为矢标、以战教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作战中锻炼部队，学会了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方法，训练与作战同步进行、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训练在改革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实践经验昭示我们：军事训练只有适应战争发展的新要求，革故鼎新，锐意创新，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全面提高官兵综合素质和部队战斗力，实现军事训练水平的整体跃升。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建设进入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时期，军事训练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正是立足国情军情，适应形势任
务而进行的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
转变的客观条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正如战争需要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撑一样，军事训练同样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确立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目标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的国防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以“两弹一星”、高性能计算机、载人航天等为标志的尖端科技成就先后诞生，以新型作战舰艇、军用飞机、核常导弹、主战坦克、远程火炮等为骨干的高新武器装备相继列装，以信息网络、信息应用系统为核心的综合集成建设初见成效，以“五支队伍”为主体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步伐加快，以精兵、合成、高效为要义的质量建军水平不断提高，我军建设正由数量规模型和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加速转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跃上了新的台阶，为军事训练在新的起点和更高层次上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机械化与信息化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技术形态和战争形态。信息时代军事领域的最大变化，是机械化主导让位于信息化主导，信息已经融入物质和能量，成为战斗力的主导因素。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必须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改造军事训练，逐步实现军事训练信息化。
转变的实质——逐步实现军事训练信息化。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制胜机理，突出表现在能否运用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保证信息有效流通；能否充分运用信息的渗透性、共享性和联通性，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有机融合，形成作战力量的整体合力；能否运用有效手段，削弱敌方的信息优势，降低敌方信息装备作战效能。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只有紧紧围绕信息化这个核心不偏离，才能使
部队战斗力获得质的跃升，适应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就是要通过进一步向信息化聚焦，真正使信息技术成为提高军事训练质量的新的增长点，把部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切实转到依靠信息技术的进步上来，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一是以战胜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作战对手为目标，使训练内容向信息化聚焦。未来作战，无论我军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都必须面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强敌。这就要求全军部队、院校必须在作战任务的牵引下，立足现有武器装备，着眼可能发展，全面增加训练内容的信息化含量，解决信息化条件下“训什么”的问题。二是以形成新的战斗力生成模式为目标，使训练方法手段向信息化聚焦。方法手段的信息化，在推进军事训练转变中起着“倍增器”作用。必须通过逐步提高训练方法手段的信息化程度，把自成系统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训练融合起来，把不同建制的各军兵种作战部队训练联合起来，把分散配置的训练资源整合起来，解决信息化条件下“怎么训”的问题。三是以提高训练质量效益为目标，使训练组织管理向信息化聚焦。训练组织管理的体系化、标准化、精细化，是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重要特征。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和信息技术手段，优化体系结构，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精细管理，解决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怎么管”的问题。
转变的目的——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国家利益和战争需求是军事训练发展的直接动力，始终决定着军事训练的发展轨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安全形势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我军不仅要应对传统的安全威胁，而且要应对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不仅要维护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而且要维护海洋权益和太空、电磁空间的安全；不仅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而且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对我军提升战斗力提出了新需求，对运用战斗力开辟了新
领域，对检验战斗力确立了新标准。特别是随着战争形态进一步向信息化演进，战场向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拓展，作战形式向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发展，部队的战斗力集中体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须着眼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整合作战诸要素进行体系集成训练，使平台与平台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高度融合、整体联动，全面提高部队的情报获取、信息传输、指挥控制、快速机动、电子对抗、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综合保障能力，实现作战能力的综合集成和整体攀升，使训练水平与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相适应。
转变的重心——以联合训练为主线引领各军兵种各层次训练。联合训练是有机融合诸军兵种作战能力的高级训练形式，是战斗力生长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美军等一些发达国家军队，已经开始了以“全面联合”为主要标志的训练转型。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须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要求，大力加强联合训练，并以此引领各层次训练，聚合各类作战单元、各种作战要素，实现训练主体的互联互动。以联合训练为主线引领各军兵种各层次训练，是“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的延伸和发展，要求部队和院校必须切实增强联合作战观念，注重打牢联合训练基础；强调各军兵种各层次的训练都要以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为主线展开，全面提高我军整体训练的水平。推进军事训练转变，重点要加强联合作战训练理论研究，健全联合训练体制机制，建立联合训练法规体系，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积极开展联合训练创新实践。随着军事训练转变的逐步深入，联合训练将向一体化的更高层次发展，实现战斗力要素科学组合、作战力量有机融合、作战体系高效聚合，形成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转变的过程——信息化主导下的渐进发展。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是适应我军
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军事训练中信息化因素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渐进发展过程。其间，虽然不同阶段军事训练所处的环境条件、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但信息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贯穿全过程。在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过程中，全军部队、院校都要结合自身实际，自觉融入转变实践，向着信息化的高峰不断攀登。
转变的要求——面向信息时代的深刻变革。从现阶段我军训练的实际情况看，推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军事训练内容与军队使命任务拓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训练整体水平与军事斗争准备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与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人才培养质量与部队建设和作战准备的要求不相适应，训练保障条件与信息化条件下训练保障需求增大的要求不相适应。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就是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强制要求、紧跟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节拍，对军事训练进行一场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深刻的而不是一般的变革。必须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和训练的特点规律，创新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训练内容，发展适应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训练方法，完善科学高效的军事训练组织领导与管理体制机制，健全确保军事训练严格规范落实的规章制度，加强以信息化条件建设为重点的军事训练保障。通过变革，逐步构建体现时代特征、适应战争发展、符合使命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科学体系。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推进训练转变的决策上来
胡主席关于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战略决策，不仅为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发展、提高打赢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依据，而且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增强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将实现军事训练又好又快的发展。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军事训练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军事训练既要立足于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实际，又要适应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既要提高完成现实军事斗争任务的能力，又要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既要着力解决长期制约我军训练的深层次矛盾，又要研究解决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要针对部队分类建设和武器装备多代并存的状况实施具体指导，又要着眼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施整体推进。面对多种任务并存、各种矛盾交织、机遇挑战同在的阶段性特征，惟有改革创新、整体转型才有出路。以创新为第一要义的军事训练转变，在确立新形势下加强军事训练的时代命题、明确发展方向和任务的同时，还提供了军事训练谋求发展、自主创新的重要契机，必将为军事训练发展创设最为充分和有利的环境条件，注入勃勃生机和不竭动力。我们只有沿着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正确轨道，置身于改革大潮，更新思想观念、开展训练创新、破解实践难题，才能实现军事训练又好又快的发展。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将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步伐。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开创了迄今人类军事史上范围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影响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变革全面展开、加速发展，国际军事领域的竞争与对抗更趋激烈。由于历史起点和物质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面对难得的战略机遇与严峻挑战，以信息化为本质和核心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失时机地跻身世界军事舞台，掀开了与发达国家展开战略性竞争的序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我军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必然抉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就是中国特色军事变
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军处在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要向信息化过渡的特殊阶段，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走复合式发展的路子，坚持“战建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军事训练普遍的实践性和多元的创新性，决定了军事训练转变必将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全局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发挥催生军事理论、生成作战能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检验推广军事领域创新成果等能动作用，促进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开辟前进道路、提供强大动力。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将提高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胡主席对我军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在科学阐释新形势下如何建设和运用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对我军战斗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有利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为打得赢、不变质服务，从根本上保证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有利于更好地完成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多样化军事任务，以足够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处置安全危机、控制复杂局势、赢得防卫作战胜利；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确保国家自身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在遏制霸权主义、打击恐怖势力、承担维和任务、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号角已经吹响，承载历史重任的巨轮已经起航，我们必须坚决响应胡主席的号召，主动迎接时代挑战，积极投身伟大实践，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努力开创军事训练转变的崭新局面。
转变的目的——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
国家利益和战争需求是军事训练发展的直接动力，始终决定着军事训练的发展轨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安全形势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
我军不仅要应对传统的安全威胁，而且要应对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不仅要维护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而且要维护海洋权益和太空、电磁空间的安全；不仅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而且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对我军提升战斗力提出了新需求，对运用战斗力开辟了新领域，对检验战斗力确立了新标准。特别是随着战争形态进一步向信息化演进，战场向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拓展，作战形式向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发展，部队的战斗力集中体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须着眼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整合作战诸要素进行体系集成训练，使平台与平台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高度融合、整体联动，全面提高部队的情报获取、信息传输、指挥控制、快速机动、电子对抗、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综合保障能力，实现作战能力的综合集成和整体攀升，使训练水平与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相适应。
转变的重心——以联合训练为主线引领各军兵种各层次训练。
联合训练是有机融合诸军兵种作战能力的高级训练形式，是战斗力生长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美军等一些发达国家军队，已经开始了以“全面联合”为主要标志的训练转型。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须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要求，大力加强联合训练，并以此引领各层次训练，聚合各类作战单元、各种作战要素，实现训练主体的互联互动。以联合训练为主线引领各军兵种各层次训练，是“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的延伸和发展，要求部队和院校必须切实增强联合作战观念，注重打牢联合训练基础；强调各军兵种各层次的训练都要以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为主线展开，全面提高我军整体训练的水平。推进军事训练转变，重点要加强联合作战训练理论研究，健全联合训练体制机制，建立联合训练法规体系，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积极开展联合训练创新实践。随着军事训练转变的逐步深入，联
合训练将向一体化的更高层次发展，实现战斗力要素科学组合、作战力量有机融合、作战体系高效聚合，形成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转变的过程——信息化主导下的渐进发展。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是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军事训练中信息化因素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渐进发展过程。其间，虽然不同阶段军事训练所处的环境条件、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但信息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贯穿全过程。在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过程中，全军部队、院校都要结合自身实际，自觉融入转变实践，向着信息化的高峰不断攀登。
转变的要求——面向信息时代的深刻变革。
从现阶段我军训练的实际情况看，推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军事训练内容与军队使命任务拓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训练整体水平与军事斗争准备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与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人才培养质量与部队建设和作战准备的要求不相适应，训练保障条件与信息化条件下训练保障需求增大的要求不相适应。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就是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强制要求、紧跟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节拍，对军事训练进行一场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深刻的而不是一般的变革。必须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和训练的特点规律，创新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训练内容，发展适应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训练方法，完善科学高效的军事训练组织领导与管理体制机制，健全确保军事训练严格规范落实的规章制度，加强以信息化条件建设为重点的军事训练保障。通过变革，逐步构建体现时代特征、适应战争发展、符合使命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科学体系。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推进训练转变的决策上来
胡主席关于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战略决策，不仅为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发展、提高打赢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依据，而且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增强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将实现军事训练又好又快的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军事训练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军事训练既要立足于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实际，又要适应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既要提高完成现实军事斗争任务的能力，又要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既要着力解决长期制约我军训练的深层次矛盾，又要研究解决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要针对部队分类建设和武器装备多代并存的状况实施具体指导，又要着眼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施整体推进。面对多种任务并存、各种矛盾交织、机遇挑战同在的阶段性特征，惟有改革创新、整体转型才有出路。以创新为第一要义的军事训练转变，在确立新形势下加强军事训练的时代命题、明确发展方向和任务的同时，还提供了军事训练谋求发展、自主创新的重要契机，必将为军事训练发展创设最为充分和有利的环境条件，注入勃勃生机和不竭动力。我们只有沿着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正确轨道，置身于改革大潮，更新思想观念、开展训练创新、破解实践难题，才能实现军事训练又好又快的发展。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将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步伐。
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开创了迄今人类军事史上范围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影响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变革全面展开、加速发展，国际军事领域的竞争与对抗更趋激烈。由于历史起点和物质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机械化半机械化
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面对难得的战略机遇与严峻挑战，以信息化为本质和核心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失时机地跻身世界军事舞台，掀开了与发达国家展开战略性竞争的序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我军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必然抉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就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军处在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要向信息化过渡的特殊阶段，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走复合式发展的路子，坚持“战建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军事训练普遍的实践性和多元的创新性，决定了军事训练转变必将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全局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发挥催生军事理论、生成作战能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检验推广军事领域创新成果等能动作用，促进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开辟前进道路、提供强大动力。
推进军事训练转变，必将提高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
胡主席对我军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在科学阐释新形势下如何建设和运用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对我军战斗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有利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为打得赢、不变质服务，从根本上保证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有利于更好地完成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多样化军事任务，以足够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处置安全危机、控制复杂局势、赢得防卫作战胜利；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确保国家自身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在遏制霸权主义、打击恐怖势力、承担维和任务、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做出应有贡献。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号角已经吹响，承载历史重任的巨轮已经起航，我们必须坚决响应胡主席的号召，主动迎接时代挑战，积极投身伟大实践，不辱
使命，不负众望，努力开创军事训练转变的崭新局面。 \\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了深刻论述,要求全党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认识特色的唯一条件是比较。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
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 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世界军事史表
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
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是美国人。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所具有的较强应对性，即：变革则主动，不变革则被动，不变革无法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三、发起模式的超常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发起模式不同)
西方国家军事变革的发起模式通常表现为：以科学技术群体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武器装备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基础，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革。而中国没有首先具备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水平处于落后的状况，或者说，中国军事变革的客观物质基础还十分欠缺。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军事变革必须采取超常规发起方式，即：战略指导具有科学的前瞻性。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1993年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变时，从全军情况看，部队训练主要项目仍包括拼刺刀、投手榴弹，主战装备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然而，在这样的水平上，中央军委果断要求全军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战略指导具有鲜明的理论超常性和前瞻性，已引起中国军事领域一系列变化，并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理论号角。
正确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能等待物质技术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如果过于参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军事变革的样式，过于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只能阻碍中国军事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最终被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远远抛在后面。二是超常规发起军事变革后，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补足军事变革物质技术条件。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特色，过于强调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忽视军事变革的基本组成要素，违反军事变革的内在规律，
也会导致中国军事变革因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而中断甚至夭折。 四、起始状态的后发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起始状态不同)
所谓起始状态不同，主要是指西方军事强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先发位置，中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后发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先发与后发，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状态概念。美军是在总体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我军是在总体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还没有进入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努力克服后发的劣势和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后发具有一定的劣势：启动晚，差距大，伴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但是，后发仍有相对的优势。军事变革历史表明，变革的率先者就是探路者，探路的过程就是以艰辛而漫长的努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甚至多走弯路的代价，来寻找正确的军事变革道路。中国军事变革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借鉴或直接获取西方军事变革的成果和经验，避开率先者所走过的弯路，从而结合自己的特点，直接进入正确的变革轨道。充分发挥这种后发优势，防止把优势变成劣势，必须格外强调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规划，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更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损失。
五、运行方式的跨越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运行方式不同)
中国军事变革既然处于后发状态，既然与西方军事强国存在一个道路差，就必然面对运行方式的选择问题：是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变革或军队建设的全部道路，还是努力跨越其某一发展阶段或发展步骤。无疑，中国军事变革选择了跨越式发展方式。
把跨越式发展作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因为西方军事变革，
尤其美国军事变革，包括其军队建设，不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特征。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常规方式，而是人类社会，包括军事领域中事物运行和发展的一种超常规方式，其对应方式为循序跟进式发展，或称按部就班式发展。它发生于落后者与领先者的相对运动过程中。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跨越的参照系，即跨越什么，自己是不能跨越自己的。领先者通常处于探索和开辟道路的位置，没有跨越式发展的任何参照系，所以不存在跨越问题。因此，美军的发展方式更多表现为“开拓式”或“探索式”。跨越式发展是落后者独有的发展方式，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独有优势和重要特征之一。 以跨越式方式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在较高起点上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使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跨越机械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也要努力跨越信息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二是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失误的教训，尽可能少走弯路。三是必须针对西方军事强国的“反跨越机制”，加强自主创新的跨越能力。所谓“反跨越机制”是指西方军事强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拉开与落后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装备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采取技术封锁、控制技术转让、全力垄断最新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等措施，使落后者减缓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对此，我军建设必须格外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跟踪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前沿，否则，虽然跨越，但难以缩短差距。 六、积累基础的欠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的积累基础不同)
所谓积累基础不同，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除新中国诞生的物质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当美国等西方
军事强国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军事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当时中国军事的主线，尽管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我军始终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尽管完成了“两弹一星”等伟大事业，为今天的军事变革打下了相关的基础，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军事领域遭受了重大挫折。同时，中国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经济停滞、科技停滞，中国众多杰出的科技人才遭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然而，中国军队又进入了“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轨道。就在我军“一保装备，二保生活”，在困难和忍耐中求发展的同时，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不进则退。海湾战争及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我军看到：与西方军队的差距已越来越大，不仅存在第一个道路差——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而且出现了第二个道路差——信息化初级阶段。即中国军队不仅在打典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方面与美军有差距，在打初级信息化局部战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差距。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存在着差距，军队建设的差距更大。重要的是，后者更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七、经济环境的过渡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经济环境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不存在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较大矛盾，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在整个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几乎同时
进行，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社会经济环境的过渡性，必然表现为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必然使中国军事变革将面临诸多西方国家军事变革未能遇到的困难。
充分认识这种重大区别，目的在于把握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下推进军事变革，整个国家将承受多个重大领域变革的艰巨任务。国家必须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变革进行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否则，军事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会走上弯路。二是社会变革是军事变革的基础环境，离开这一环境或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军事变革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成果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八、组织领导的坚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领导力量不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变革，就组织领导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严格地讲，美国的军事变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即先由军界中层力量倡导，逐步由最高决策层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严重干预和制约，甚至成为反对派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把柄。中国军事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变革，从一开始由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决策层发起，具有自上而下积极推进的重要特征。党的坚强领导，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军事变革区别于其他国家军事变革的鲜明优势，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组织领导保证和制度保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军事变革鲜明的政治优势和组织领导
优势。一是必须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调动和协调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对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总体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传统优势。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军事领域特有的政治优势。党对军事变革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强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在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中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党、国家和军队关于军事变革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军队变革不变色，变革不变质.
军事专家认为，新大纲的施行，是中国军队科技练兵活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刻变革，标志著中国军队的军事训练已改变了单纯依靠增加训练时间和强度、难度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方式，走上了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训练质量、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的现代化训练之路。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致力于全面推进以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主战武器系统建设为主体、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和保障的军队信息化建设。在信息化建设中，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强集中领导和统筹规划，创新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优化管理体制和部队编制，完善法规和标准体系，重视培养信息化人才。加强军事信息系统建设，加快主战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改造，充分开发利用各类信息资源，注重提高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能力。利用国家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建立军民结合的科研生产体制和信息动员机制，实现军队信息化建设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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