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古代管理思想初探

墨家古代管理思想初探

[摘要] 在春秋战国之际， 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立为“显学”。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 “徒属弟子充满天下”，所以韩非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等十大主张，构成了墨家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框架。墨家古代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从“以天为法” 出发的“兼爱天下之百姓”， 墨子认为，只要明白了要顺从天意， 遵照天意并广泛地推行于天下，那么就能实现“刑政得治， 万民和谐，国家富强，财用充足， 百姓都能吃饱穿暖，安宁没有忧愁” 的理想社会了。

[关键词】兼爱非攻、兼爱交利 以天为法 天下一家

从古至今，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离不了理论基础。墨家古代管理思想的建立也不例外，它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纳为：从以天为法“出发的兼爱天下之百姓”。墨子认为，天下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不能没有法度，没有法度能把事情办成功是没有的。无论是身为将相的士人，还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工匠，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和国家更要有准则。那么，应当用什么作为治国的法则昵？墨子认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天下之父母、师长和国君虽很多，但仁爱的却很少，所以他们都不能作为治国的准则。因此墨子提出了“莫若法天”和“以天为法”。《墨子·法仪》中写道：“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日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因而，墨子认为，只要明白了要顺从天意，遵照天意并广泛地推行于天下，那么就能实现 刑政得治，万民和谐，国家富强，财用充足，百姓都能吃饱穿暖，安宁没有忧愁的理想社会了。最后，墨子通过古代圣王“爱人利人”而得福、古代暴君“恶人贼人”而患祸之比较，提出了治理国家应该“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思想。

一， 治国模式

墨子，名翟，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是继孔子后又一位文化巨匠，他以其创立的墨家学派领一时风骚，在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墨子认为，动乱皆因没有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和缺少相应行政长官实施统一管理。除此之外，墨子特别讨论了提出“兼爱”的现实依据。他认为天下之害(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战争。墨子认为，那个诸侯争雄称霸、战争连绵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的时代，大小诸侯各霸一方，以强凌弱，以大攻小，以富欺贫现象比比皆是。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不仅大批被驱向战争而死于非命，平时也因担负各种残酷剥削、压榨而生活悲惨。二是“自利”。墨子把尧舜禹和三代圣王时期当做理想国，这个时期虽有桀，纣暴君，但社会总体上可看做大治小乱。然而到了春秋战国，却出现了“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 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而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 盗爱其室而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而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而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墨子-兼爱上》)。战争与自利现象如此严重，墨子认为都应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所致 这就是“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怎样来解决呢?墨子提出了“兼爱”义政和“兼爱非攻、兼爱交利”治国模式。所谓“兼爱”就是平等地、无差别地爱所有人。它与儒家“仁爱”的“爱有差等”相对立，主张不分亲疏远近、上下尊卑地爱全天下之人，即上自天子、国君，下至民众都要相爱，要使人人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样，就不会有诸侯问的战争杀戮，就不会有士大夫之间的争权夺势和人民之间的伤残虐害，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必然和睦相处。墨子认为，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墨子·兼爱上》)，社会就可变成“强不执弱 众

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那种太平盛世。因此，

墨子不仅把“兼爱”当做人人所应遵守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更将其作为“圣王”必须奉行的治国之义政。上述关于“兼爱”的解释，己经涉及到墨家治国之道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非攻。“非”指非议、谴责 ，“攻”则指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与争斗。墨子把战争分为两类，像禹伐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等讨伐暴君的战争，他称其为“诛”并极力支持，而对于大国攻打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不正义侵略战争，则称为“攻”，他非议与谴责之。《墨子·非攻上》中写道：“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所以，他告诫当时的王公大人和士君子，“今欲为仁义 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

当若非攻之为说 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墨子的“兼爱”与 交利”紧密相连。《墨子·兼爱中》写道：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 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 这是说，既然已反对不相爱 那又用什么来改变它呢？墨子提出的是，用彼此相爱、大家互利的办法来改变它。“交”是相互之间的意思，从墨家反对“自爱”、“自利—而提倡“兼相爱 交相利”可以看出，墨家所追求的“交利”，不是谋取一己之“私利”，

而是谋求社会之“公利” 《墨子》中谈论 公利 之处很多，观点鲜明 分析透辟 如 爱利万民 兼而爱之 从而利之 (《墨子·尚贤中》)。 众利之所自生 此胡自生f,Jk爱人利人生。 (《墨子·兼爱下》) 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 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 (《墨子法仪》)”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下》)墨家以公利作为义之标准，利于人就是义，否则为不义。墨子还把 义”视为“可以利民”的“良宝”，只有以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才能使人民得“利”，才能达到人民必众，刑政必治 社稷必安”的理想局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提倡兼爱之义政构成了墨家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古

代管理思想既包含有政治管理，又包含有经济管理成分。所以，讨论兼爱时特别重视其与 非攻”、“交利”的关系。巫宝三在《先秦经济思想史 中所谈“兼爱”、“非攻”是墨家政冶主张的核心，而“兼爱”、“交利”则是墨家经济思想的核心。由此，我们不妨把墨家的治国模式分开讨论

兼爱非攻⋯一平等地 无差别地彼此相爱，反对不义之战争与争斗。反对诸侯之间的战争杀戮，反对±大夫之间的争权夺利，反对人民之间的伤残虐害，实现君臣、父子、兄弟的和睦相处及建立全天下的太平盛世 ，

经济治国模式

兼爱交利—— 平等地、无差别地彼此相爱，提倡大家互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人民必众 刑政必洽、社稷必安”之天下一家社会理想。与巫宝三把“兼爱非攻”与“兼爱交利”分别看做墨家政治主张与经济思想之核心相类似，刘泽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先

秦卷)》一书，在“墨子的兼爱论与尚同二元政治论”标题下写道，“墨子认为有两个矛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其一，一人一义的自爱本性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其二， 君主的好坏决定着政治局面的好坏。一人一义 造成的混乱，需要由圣人出来拯救和治理，圣人一出，万乱皆休，但是，如果暴主乱君当权，人的自爱和坚持己义的本性犹如出笼的鸟，满天乱飞，造成天下大乱。

刘泽华认为，墨子开列的治国方略也是以上述矛盾为出发点的。把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看做一种实现社会组织功能的手段，在综合上述两作者的意见后，我们便可借助政治组织方式与经济组织方式来讨论墨家古代管理思想，

二、政治组织方式

墨子认为，“一人一义是祸乱之源而如果有了天下同一之义” 祸乱就会被消除。凡属“自爱”而不爱人、“自利”而不利人，甚至损人的“义” 就是墨子批判与否定的“一人一义之义”。墨子所寻求的“天下同一之义”，本质是一整套治国秩序，其既是政治主张、经济制度，同时还包括人伦道德和敬奉神鬼。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会没有同一之义，原因是“无政长”、“无刑政”所以应提出“尚贤”、“尚同”，即由天确定贤者立为天子来同一天下之义。然天子一人不能完成此任务，所以必须再由天子自上而下地置三公、封建诸侯、大夫、乡长、里长 以建立“政长”系统，加上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国家治理机构，实现“天下同一之义” 从政治上对社会实施组织。所谓“尚贤” 首先就是选贤任能，以贤能代替世袭的主张和做法。墨子主张“使能以治之”，要求用人时，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 (《墨子·尚贤中》)，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墨子·尚贤上》)。其次，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口号，对那些“不肖者”甚至要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墨子·尚贤中》)。按墨子所言 贤能者对上是，“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 (《墨子·尚贤中》) 对下则“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 乱者得治 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由此，墨子所称赞的贤能者就是“奉公守法”、“廉洁尽职”的清官也。再其次，墨子认为贤良之士的任务就是听狱治政以正刑法 巩固与维持社会秩序，做到经济与财政方面的实官府、富万民，达至归：天下、正诸侯、统一天下的目的。最后，为了尚贤，必须采取三项基本措施。 墨子·尚贤中》有言： 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所以，必须 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上》)。此即说，对于贤良之士，爵位不高人民就不尊敬他，傣禄不厚人民就不相信他，政令不决断人民就不畏惧他。所以，古之圣王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很重的俸禄，委以重任并授予决断的实权。或者说，就是使贤良之士富

起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尊敬他们，表扬他们，然后贤良之士才可能增多。所渭 尚同”就是取消异义而同于一 义“。”尚同”主要内容包括由上立义、推行义的手段及相互告密、对百姓进行监视与暗探等。墨子主张由上立义，他认为“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 (《墨子·天志中》)，贵智者是天子诸侯大人。墨子提出由家君和天子等借制定刑法宪令而建立同一之义。其过程为家君发宪布令于其家 各家之义不同，所以必须总其各家之义尚同于国君，国君尚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 天”，天子依天的旨意发宪布令于天下。这过程中，墨子特别强调的是下一级绝对听命于上一级。在墨家的治国之道中，推行义的手段主要是”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 (《墨子-尚同下》)。除此之外，墨子还特别强调“尚同”之术，一方面提倡相互告密，另一方面又提出天子要挑选一批“贤良的羽翼 遍布全国，进行侦察暗探和监视。墨子把合乎“义”称为“善”，违反“义”称为“恶”。《墨子·尚同下》写道：“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日：“若见爱利家者 必以经营管理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 .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循此进行，诸侯国君和天子也使用此法，以求同一之义。由是“尚同之为说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以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以治其家矣”(《 墨子·尚同》)。这即是说，尚同作为一种主张，上用于天子可以治理天下：中用于诸侯，可以治理他们的国家；小用于家君，可以治理他们的家庭。

三、经济组织方式

所谓经济组织，就是指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最主要经济活动——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墨子从兼爱交利出发，提出了“生财” “固本”经济组织方式。他在《墨子·七患》中说道：“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财 即 财货 ，主要是指农产品。墨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民之根本。”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早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日：禹七年水；殷书日：汤五年旱。此

其离凶饿甚矣 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墨子·七患》)此即说，禹汤在位时 虽然水旱成灾，但百姓能免于饥饿之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抓住了根本—— 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做到了既使农业增产，又注意节约。在生产工具落后、地广人稀的当时，墨子认为发展生产的核心在于重视劳力资源的开发，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确保劳动力的丰裕。他提出的劳动力再生产“众人之道”有：提倡早婚、节制蓄养妾媵、制止战争，反对杀人殉葬、停止对百姓横征暴敛，等等。墨子针对发展农业生产之需要，提出了劳动分工思想。他认为，要发展农业生产 就要人们“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要求人民各尽其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发挥自己从事业务的专长。对于劳动分工，墨子有绝妙的论述：“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皆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 农夫蚤出暮人，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凤兴夜寐，纺绩织红，多治麻丝葛绪丝 因布缲，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在劳动分工中，墨子还注意到了生产过程和地域职业之分工。如他在回答弟子耕柱子提出的“为义孰为大务”时所作的比喻：”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锨)者欣，然后墙咸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荆有云梦，犀凹麇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墨子·公输》)墨家分工思想之精细，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周秦思想家中，对于分工问题有彻底精密的研究者，当推墨子为第一人”。发展农业生产是增加财富的最根本途径，但若不同时厉行节约，那么再多的财富也将化为乌有。墨子在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更指出，人君如此奢侈浪费，左右再加以效法， 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墨子·辞过》)。因此，在墨子的经济组织方式中，除包括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方面外，还包含着“节用”，“节葬”和”非乐”等思想。

四，认识论原则

张岱年在谈到真知标准问题时，认为“墨家之 三表说 最为宏举”。夏甄陶则说： 墨子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则，这就是言必立仪。”哲学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社会管理的认识论原则，这就是墨子的“言有三表”。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仪又叫 仪法” 是准绳准则也就是标准。为言“立仪”或“立仪法” 就是为判断言动的是非利害确立一个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指必须与过去的经验及已知真理相融通，这就是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贵义》)。“下原察于百姓耳目之实”，是指必须合于多数人民之感官经验，即“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明鬼下》)。 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指以知施行之，必须有有利的效果，即“言足以复行者 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 是荡口也”(《墨子·耕柱》)。”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 举即提高，迁即改善，墨子是说，言论能提高行为或改善行为者，是对的，否则则是不对的。墨子的 言有三表”，强调人们的言行必须要有权威性的历史事实根据，要有普遍性的群众经验根据，，要有实用性的实际效果根据。墨子力图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为人们的言行确立客观标准，其建立在经验论和功利论基础上的认识论标准，因充分体现了认识的真理(是非)标准与价值(利害)标准的一而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

参考文献：

[1]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5]何似龙施祖留编著：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江苏：河海大学

出版社，2001

[4]蔡德贵著：中国哲学流行曲，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