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落脚的地方

大雁落脚的地方

说有一种无趾鸟，飞在风里，睡在云里，吃在天空里，着地的那一天，就是它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从此，我喜欢上了这只鸟，一如把希望寄托在文学的牧歌声里。我从来为着这无趾鸟奔跑，在灵魂的梦中。就算千年，勇往直前。

一晃荡，十年过去。十年一见。

竟发现从没如此这般散漫自己，我从晕晕沉沉的睡梦醒来，张开眼睛，屋内只有我自己，还有一张不足一米高的破方桌。

看不见繁华伤梦，那么，我是醒了，彻底地醒了。

每次清醒，记忆又催促着我，像在奔流错乱的街头中心，一个小孩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车流从身边串过，而狂叫出来的惊悸。

我闭上眼睛，文学、书法、绘画、设计、音乐……那些不确切的艺术脸孔，游离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依我在二十二岁的年龄，假如文学成了生命的唯一，它仅是一段回忆，左右不了夙命可得到的其他。

权且让我安妥自己，再梦一回无趾鸟吧！？

打开临街的窗户，才半天工夫，已舌燥唇干，双眼发肿，憔悴不堪，忘了身在何处。

是的，是该走出去了。

往日企羡的大学校园，几个角落拥挤着几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本教科书，岿然不动，连同跋扈的朗诵声，出卖了自己；换成我，我绝然达不到如此高的境界。我为我默哀。这默哀因有很多人与我论说，所以，我也敢堂而皇之躲进申保箱先生值班室笃志作文。

已经有几天没去上课，教授肯定在心里惦念我了，但我真又不想轻易囚禁自己，做不喜欢做的事，青春是人最好的资本啊！

有这样的思想，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来说，我知道是不逊的兆头。事实也真如此，一个礼拜下来，连page maker都不会操作了，我勉强选了一张寸照，算是毕业前对自己的告慰，上附近的照相馆冲洗，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姓施”。我说，尽量不想吐出后面那个字

“全名”主人又问。

“施晗”。

这时，马上有人注意到我了。

“你就是施晗呀！久仰大名。”一个学生说。

我脸烧如炭，然愈是这样，别人还以为我的谦逊。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谦逊呢？

曾有一度，我经常被拽着参加某个活动，大小都得为其讲上一席话，我的苦楚难言是不能通过面部表情标榜出来的，我深知自己是个和平凡人一样平凡的小角色，充当门面，只怕还得

再混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写了“一线天文学社”六个大字的牌匾，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和精神上中了病毒的我。

一个朋友自豪的告诉我，他现在跑到食堂，找十个人询问，有八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吗？就像十个人中有八个人知道鳖的另一个名字叫王八一样。”我苦笑。

朋友也笑。

但我又是幸运的，当所有人都在写着、叫着、骂着“施晗”的时候，我的最亲信的教授们，是在快到大三那年才深信，我就是“施晗”，而且有先见之明的预料到我哪天要出书，提前声明于我；届时送她两本，不忘加一句，其中一本是给她儿子看。

这个时候，我开始筹划这本书了。

要写下所有，确实是件不易的事，而我屋里已没有供我写书的桌案，我整理了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五年的所有手稿，不论好坏，挑了六十余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单就艺术水准来说，良莠不齐，绝过不了我现在的眼，好在，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当成最终的代表作，有且能代表我当时风格，就算语言嫩幼，哪怕单纯，还是选上了。余下部分，我力戒以往的风格，以其诗歌的语言，小说的情节演进融入散文，创造自己的艺术特色，也终成了我现在乃至今后的文学追求。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我彻底躲进了申保箱先生寓所。申先生是一位散文作家，待人十分热情，每天为我沏茶做饭，共谈天下，偶尔，又挥毫泼墨，吟诗对赋，其乐融融。

房子虽在一楼，也常有人相往来，那个特殊的座位，却总能够使我静下心来，专心作文，友人来访，琐聚斗室，又颇有陋室铭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境。后来，干脆就成了我的会友私所。这一切，莫不感谢申先生的赐予。

乙酉年的最后几天，我要回家乡湖南祁东度春节，为了一份赤子之情的相聚，走时，我写下一幅斗方书法赠申先生以示感谢，哪怕不是感谢，是报答。

我也不确切还有别的理由暗示我回去，最末，我也带了所有文稿，很不幸的是，正月初三，因在写完《前尘往事》《月神》两篇文章后，忘了关窗，被风吹走，再没找见。过后，我曾与家人自嘲说，老天都爱看我的作品，想必日后一定会很有文缘。

家人当然不知道，“施晗”这两个字比我本人更吃香，更被别人更多次的写着、叫着、骂着。我也只是在再没找到那两篇文章后，整天在地上用水涂字，有人看见，许或是觉出我得了什么怪症，请来医生替我把脉，我跟医生调侃了一大堆有关中医的理论，还给他开了副中药，他呆望着我，就好似不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漠然。临来北京前，我一直忘不了两位尊敬的恩师，便在上火车前，返回县教育局。充原老师，周延华老师正安然地忙碌，我的眼泪干涩，又强忍不住内心的撕扯，一个是曾经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人，一个是有恩万分，又永远在心头伤感的人，如是一面，又要分离，不免惆怅深沉。

回到北京，文章已基本作完，下午，我去集市买菜，想犒劳一回自己，风很大，很冷，邮差把一大摞信放到我手里，拆开一看，大部分是约稿函、邀请函之类，也有知我出书，询问购买之事，我也恍然惊厥，确实很长时间没有投稿，只是，有人消息竟比千里眼、顺风耳还灵通，要来购书，不免让我为难，越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的贸然与轻率，促使我把书稿，先后拿给了着名散文家林非都对我非常之热情，都有着不一的见解，并分别给出了十分珍贵的建议，他们的褒贬直言，使我狠下决心摆脱一切，重又审视自己。虽然，我从不敢奢望这本书到

底会不会受人喜欢，但我起码得完成它，不为三位老师的期望与鼓励，也为着对读者的责任。

这样，我又躲回了申保箱先生寓所，抑或哪间正空置的教室，进行长达半个月的修改善后工作，为不使思路中断，常常饿着肚子，从早上持续到下午五点，不几天，胃痛又犯，只好置身去外面买几个饼，一边吃一边看。

后来，人就渐渐多起来。过来问出书之事，问文学之事，问做人管理之事，问办刊演讲之事，问书法绘画之事……渐渐多起来，仿佛，我真被当神仙一样敬奉着，什么都懂。

再后来，就有人向我索求书法、绘画，是朋友倒好说，有莫名上门的，就说拿钱买，真让人哭笑不得。在这一切缓和过去，朋友冯颂为我提供了电脑，一线天的很多编辑，以及其他一些好友，也不遗余力地为我录入文字，付出了劳动，我深表谢意。毋庸置疑，培黎为我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舞台，不论是余临常务副校长，还是徐会处长，以及默默为我奉献的所有人，我都将永远铭记。

于是，我带着修改完的打印稿，请当代着名作家、诗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石英老师为其作序，石英老师欣然允诺，我们在办公室里促膝相谈近三个小时。

北京的天，已经变暖，风吹得人心里骀荡，一片片棉絮伴着风吹进公交车厢，堆满城隅。还有来时的雨，我搀杂在人群，人们争相躲逃，我大义禀然地继续前行，人们一个个谛视着我，待雨停，一看，身上竟全是星星点点的黄沙，原来，刚才下的不是雨，是黄沙啊！

北京的天就是这样。

五一前夕，我终于修缮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步骤——装帧设计。

对我来说，十年的文学回顾，到此，亦可告一段落，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如何面对生活，又将作些怎样的文字。每每坐在桌前，昔日眷念的种种一一过思，到底给我以拨冗，又不免害怕；害怕如我九下地狱等待重生，复活后又变何物，也许只有读者最能慰我以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