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Vol.39 No. 2Feb.2018
[文章编号]1004 —5856 (2018 ) 02 —0089—08
唐代长安文化对日本奈良时代
古典文献影响研究
田荣昌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中华文明在大唐时代至为辉煌,形成了以大唐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处于核心地位
的大唐文化,以一种强大的辐射力对周边诸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边诸国在或主动或被动的向 心力作用下,从不同层面学习、吸收并内化大唐文化的积极因子,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亚文化区域,其中 受大唐文化影响最为突出的亚文化形态无疑要首推日本。基于此,文章以唐代帝都长安文化对日本奈 良时代(710 -794)古典文献的影响为出发点,探讨唐代长安文化对后者古典文献影响的特点内涵及其 深远意义。
[关键词]唐代;长安文化;奈良时代;古典文献;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 issn. 1004 -5856.2018.02.018
至或多或少地参与着大唐丰富灿烂的文化成
果。那么,这八十四年间日本奈良与唐代长安 究竟发生过何种交集?®以唐都长安为核心的 文明模式,对奈良时代的日本的影响具体体现 在哪些方面?因此,探讨唐都长安与日本奈良 之间的文化交互性就显得意义重大。
奈良时代不同于日本之前任何时代。它是 古代日本从农奴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型的起始, 是曰本古典文学和官方史学真正形成的时代, 是日本将中国律令制度从引人到真正施行于全 国之肇始,是日中交流最为活跃最为频繁的历 史阶段。所以,奈良时代是日本历史通过撰纪 形式真正拉开帷幕的时代。奈良文化对日本文 明进程的更深推进,对大和民族的渐趋成形,对 其民族向心力的逐步凝聚,以及对具有日本特 色文化意识的铸型,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 影响,意味着日本天皇权威及封建秩序的确立 和固化。故而,有西方学者认为奈良时代是日 本古代历史辉煌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3](P37)
R、唐代长安文化对日本奈良文化
影响概述
本文所探讨的日本奈良文化,是指以公元
710年日本统治者迁都平城京为始,以公元794 年从平城京迁往平安京为终了,历时约84载的 历史时段所呈现出的文化特质。在横向时间维 度上,奈良时代与唐王朝鼎盛期基本同步。本 文所谓的“长安文化”①是指广义上以长安为核 心的文化现象。长安作为近三百年历史跨度的 唐代帝都,浓缩了有唐一代几乎所有方面的文 化特质,小到市井生活、民风民情、方言习俗,大 到国家政令、法律法规、诗歌词赋、宗教礼仪、外 交制度、商业活动等,均具有不同于京畿之外其 他区域的特质。诚如荣新江先生所言,长安不 仅是唐代鼎盛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也是该时期东亚文明的中心,是唐代精神思 想最为丰富的空间。[1](1^5)此时期,处于“共享 的历史” [2]状态的三韩和日本,自然会共享,甚
[收稿日期]2017 - 05 - 03
[作者简介]田荣昌(197 -),男,西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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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进人奈良时代,在前代将中国文化积 极引人国内的基础之上,学习和引进大唐长安 文化的规模和频次较前代均有非常明显的扩大 和增加。可以说是以一种伏拜式的态度和近乎 全盘的仿效,广泛吸纳来自大唐长安的各种先 进且适用于日本实际国情的文明形态,这种积 极吸收的态势在奈良时代可谓达到顶峰。葛继 史》,民俗志《风土记》,诗文集《万叶集》《怀风
藻》,诗歌理论集《歌经标式》等均成书于奈良 时代。这些史籍的编撰,离不开大唐官方史籍 撰述的直接影响作用。这种影响表现在日本史 书的撰述动机、编撰体式、结构脉络、语言架构、 史学思维、历史事实等方面均完全承袭唐代史 籍的特点和风格,甚至照抄照搬某些文字表述。 勇先生曾从汉音汉语教育、唐乐礼制、佛教戒律 三个方面讨论了赴日唐人对奈良文化的影响。 他同样认为在日本整个遣唐使的历史时期中, 奈良时代是唐代长安文化被吸收和引进并加以 充分利用的最突出时代。[4] (P338 _ 356)
笔者认为,无论从语言文字、音乐绘画、宗 教意识和仪式、法律制度、田赋制度、官员任免 制度、货币制度等诸多方面,奈良时代是大唐长 安文化在日本大放光彩的峰值时期,甚至完全 可以看作是大唐长安文化正式落地日本后生根 发芽、新花初绽的肇始。
二、唐代长安文化对日本奈良时代 古典文献的具体影响
在东亚诸国中,为何日本最先成为学习并 仿效大唐,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明国家?为
何时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够充分保存来自昔日大 唐向周边国家所辐射出的文明形态?为何日本 具备如此广泛地学习、吸收并内化来自大唐的 文明形态,且使其更加发扬光大的独特能力? 其中,唐代官修史学文献和长安文学对日本奈 良时期的文献及文学的影响极为突出,成为中 日文化交往史中最引人注目的重要内容。以上 诸方面的确值得我们作多维而深人的探讨。
(一)唐代官修史学文献对奈良史撰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时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 为重视修撰史籍的工作。新政权一旦确立,统 治者一般会专设修史机构并任命史官,不但修 撰前朝史书以作为本朝治国方略的借鉴,同时 还敕令修撰本朝史书及政录,作为对皇帝治国 之志及儒家仁心仁义的歌颂和褒扬。修撰史籍 不仅成为文化留存下来的重要手段,而且亦成 为封建统治者希冀英名、永留皇权永固的必要 途径。有唐一代,由官方修撰史书,俨然已成为 一项极为重要的文化事业。故而黄约瑟先生称: “唐代是官方史学正式建立的时代。’[5](P1〃12)
但由官方敕令修史的做法在7世纪的日本 尚属罕见,而8世纪的奈良时代,可谓日本全新 古典文献的开创时代。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且 流传至今的古典史籍著述如《古事记》《六国
所以,奈良时代官方史学是沿袭和照搬唐代官 撰史学的直接产物。
日本正史《六国史》是承袭唐代史撰最突 出的成果。《六国史》主要成书于奈良时代(部 分涵盖平安时代前期),该时段是日本遣唐使 节、留学生、学问僧被大量派往大唐的时期。据 葛继勇先生引述龟井明德先生的统计数据,遣 唐使时代渡唐总人数大致有5 000人,80%的 日本人归还本国。4](P269)那么,作为中日文化交 流第一推手的遣唐使节、学问僧和留学生,仅从 其归国数量上考量,直接将中国史撰资料大量 输人本国的可能性就不容小觑。而且,如此之 多的遣唐人员,将大唐典籍史料携归日本的数 目也一定非常可观。因此,遣唐留学生和学问 僧作为最为主要的唐文化的传播者和吸收者, 在日本文献典籍的引人中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 直接参与作用。[4](P270)日本朝廷专门委派这些 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遣唐人员,对引人 国内的大唐史籍资料进行移植嫁接,从而创造 出极富大陆特色的《六国史》。6HP12_13)比如, 《续日本纪》引述或提及来自大陆的传统史籍、 佛经佛典及儒家撰述如《周礼》《论语》《史记》 《汉书》《后汉书》《晋书》《孝经》《仪凤历》《大 衍历》等著述的频次尤其突出,充分说明奈良 时代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引人程度远超于前代。
众所周知,唐代文化事业兴盛发达,书籍流
为广泛。 书 制 成为 至 方下至市井的一种流行文化活动,甚至商业活动。 而且,唐国恃其昌盛国力,有傲视四极八荒之
心。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国使节,由皇帝赐予官 撰史籍被视为皇恩浩荡及统治所及的一种象 征,也是赠与外国使节极好的礼物之一。三韩 之地的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就曾多次得到唐皇 帝亲自赐予的各种书籍。同样,日本使节将得 到皇帝的赠书视为最大荣耀,能够将唐帝赠与 的书籍携归日本,也是向日本天皇表达效忠,邀 功请赏封官加爵的重要途径。遣唐使节除了得 到官方主动赐予的书籍外,还会向大唐朝廷上 书直接索求书籍。甚至会请求皇帝批准,将在 唐国极富名望的文人学者邀归日本,从而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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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书籍更为直接的文化成果。
遣唐使节一般在长安逗留日久,不仅会得
到唐朝廷赐予的官撰史籍,而且还会深人市井 坊间,从民间搜求购买大量的书籍。[6](P145)这些 书籍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儒佛经典、历法占卜、 法制律令、诗文辞赋等均成为他们广泛搜求和 大量购买的重要内容。
《续日本纪》记录了遣唐使、学问僧等从唐 国携归文献资料的重要史实。卷十“圣武天 皇”条载:律令,改法式,故俱修是事。然顿就是务,公事 有阙,分人应行。是日,立草壁皇子尊为皇太
子,因以令摄万机。...丙戌,天皇御于大极殿,以诏川嶋皇子、忍壁皇子、广濑王、竹田王、 桑田王、三野王、大锦下毛野君三千、小锦中忌 部连首、小锦下阿罢连稻敷、难波连大形,大山 上中臣连大嶋、大山下平群君子首,令记定帝纪 及上古诸事。大嶋子首亲执笔以录焉。[1°](P522)
天武天皇于公元673 -686年在位,其统治 时代为日本初步引人大唐文化的“飞鸟时代”。 (天平)七年(公元735年)……辛亥,入唐 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 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 卷。……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 ……壬念戌,入唐使献《请。[7] (P197 - 198)益秦大麻吕问答》六同书卷十六同条载遣唐学问僧玄昉从大唐 携归经论的史实:
(天平)十八年(公元746年)……己亥,僧 玄昉死。玄昉俗姓阿刀布。灵龟二年入唐学 问。唐天子尊昉,准三品,令著紫袈裟。天平七 年随大使多治比广成还归。脊经论五千余卷及 诸正佛[8]像(P2来66)。皇朝亦施紫袈裟著之,尊为僧遣唐使、学问僧等携归书籍的规模非常可 观,涵盖了礼仪、历法、音乐、经论等涉及到官方 政治文化宗教层面的著述,归国后受到天皇的 高级礼遇和封赐,可见日本朝廷对于汉文典籍 的重视非同一般。
作为《六国史》第一部的《日本书纪》,被学 界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敕撰正史。据奈良时代完 成的史书《续日本纪》载,该书是由天武天皇下 诏敕撰,成书于天武十年三月,即公元681年。 该时期是日本进人奈良时代的前奏,成为后期 其他史撰成书的铺垫。全书共计三十卷,详细 记录了日本从神代时代至持统天皇的续代历 史,从而将日本天皇的统治纳人一个似乎合理 度和可信度极高的范本之中,为天皇统治设定 了让民众可以信服和接受的文本依据。美国史 学家康拉德•托特曼认为该书是模仿中国的史 学传统而成。续代纪录的编撰方法也是依据中 国史撰范本设定历史年表,详实纪录帝王从生 到死的数据的方法。9](P63 —64)
《日本书纪》卷二十九“天武天皇”十年条 载:
二月庚子朔,甲子,天皇皇后共居于大极 殿,以唤亲王诸王及诸臣。诏之曰:朕今更欲定
《日本书纪》卷二十八言天武“生而有岐凝之 姿,及壮雄拔神武,能天文遁甲”,可见其文韬 武略当具治国之才,也说明飞鸟时代已有“天 文遁甲”之类的文化气质。同时,敕诏修定法 令、撰写《帝纪》的纪录印证了飞鸟时代统治者 已开始意识到史籍撰述的必要性。诏令撰记 《帝纪》的人数共计12人,规模可谓庞大,充分 显示出天武天皇对于史撰工作的重视态度非同 一般,这也为奈良时代其他史书的撰述提供了 借鉴和参考。
那么如此丰富详赡的史书撰述,既离不开 大唐史撰资料的参考借鉴作用,又离不开语言 文字的物质承载。关于文字记录,《日本书纪》 卷二十九“天武天皇”条载:
十一年……丙午,命境部连石积等,更肇俾 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1°](P555)
如此多卷的新字造录,说明语言文字在奈 良时代的发展应达到较高层次,能够为奈良朝 廷史书撰写提供强大的语料库支持。印书的记 录则出现在《续日本纪》卷十:
(神龟)四年,...庚午籍七百七十卷,以官印印之。[7](P161)
规模宏大的印书卷数说明奈良朝廷具备大 规模编修印刷书籍的能力和实力。
关于修撰国史的记录,《续日本纪》卷六 “元明天皇”条载:
(和铜)七年,...戌戌,诏从六位上纪朝^臣 清[11人] (P,83)
正八位下三宅臣藤麻吕,令撰国由天皇发出敕令,从六位上朝臣清人、正八 位下三宅臣藤麻吕修撰国史的记录,一可说明 修史为官方正式行为,二可说明修史者的官阶 较高,身份独特,应具备丰富的修撰经验和一定 的专业知识。
《扶桑略记》第六卷“元明天皇”条载:和铜七年甲寅正月,令撰国史。[12](P543)和铜七年为公元714年,奈良朝廷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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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天皇统治时期。该时期亦是奈良朝廷有组 织、有规模向大唐派出使节真正开始的时期。 此处所言之“国史”当为《日本书纪》,撰成的时 间当为奈良朝养老四年(720),共历时6年。 《续日本纪》卷八载:
养老四年 一品舍人亲王奉敕修日本纪,至是功成。奏上纪三十卷系图一卷。[13KPm)有学者认为,“世纪是日本文献史上的一 郡乡名著好字。其郡内所生,银铜彩色草木禽
兽鱼虫等物,具录色目。及土地沃嵴,山川原野 名号所由,又古老相传旧闻异事,载于史籍言
[11] (P78 -79)。
《扶桑略记》第六卷“元明天皇”条载:和铜六年……五月甲子,诸国郡乡名著好 字。又令作风土记。其郡内所出,银铜、彩色、 草木、禽兽、鱼虫等物,具录色目。土地、山川、 块几乎无与伦比的伟大里程碑。”[14](P121)那么, 我们不难想象,8世纪之所以成为日本古典文 献大量出产的时代,与奈良朝廷屡次派出遣唐 使节前往唐都长安,携归大量文化典籍奉为经 典圭臬,深人学习吸收并模仿,而后逐渐培育出 日本自身需要的文史典籍有着直接的因果关 系。
当然,随着8世纪奈良时代向平安时代的 过渡,唐文化“东进运动”之风渐趋减弱,由遣 唐使节、学问僧及留学生引人唐代文化典籍的 频次和程度逐渐减少和降低。但私人商团在9 世纪的逐渐兴起和壮大,又接续了遣唐使节等 人文化引进的任务,其中首屈一指的为实力雄 厚的张保皋(高)商团,他们不仅促进了唐日贸 易,而且间接地或直接地推进了文化典籍以商 业途径的传人和传播。[15]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史籍传承 的重要性。其中,载录风土人情一直是中国封 建社会统治阶级了解民情,洞察社会,获知经纬 的重要途径。历朝历代一般会专设机构,委派 专员,深人基层,采风采诗,绘制经纬,之后汇编 成集,呈递皇帝。皇帝据此方式,对天下之事、 民风民情、江山物产了然于心,因此,撰写风土 也是载史成籍的必要手段之一。
曰本奈良朝廷也曾效仿大唐,撰写和载纪 日本特有的风土人情。奈良时代“五国《风土 记》,均是根据713年的敕命在数年至20年左 右时间里陆续完成的。”14 ]对于深居海中的日 本而言,奈良时代自然是以平城京及其京畿为 文明核心的。但帝京及京畿之外的区域,相对 而言,其接受来自大唐长安文化的受容度或许 非常有限。那么,统治者想获取关于这些地区 的风土 情, 也 会 长 。 因 , 风 土,成为统治者了解民情,提升皇威,强化天皇 统治的必要手段。对此,荆木美行认为日本的 风土记与中国唐代的图经和地理志是极为相似 的。[16]
据《续日本纪》卷六“元明天皇”条载:
(和铜)六年……五月甲子,畿内七道诸国
原野,名号所由,又古老相传,旧闻异事,载于史 籍,只宜言上。[12](P542)
《扶桑略记》的载录应取自《续日本纪》,故 此两者关于风土纪的载述基本一致,如实记录 了诸郡县花鸟鱼虫、名物异闻等地方风俗物产 内容进人日本风土记的史实。因此,不难判断, 风土民俗地理异事的搜集辑录在奈良时代成为 官方政事活动之一。
奈良时代另一部同样重要的敕撰史籍应归 于神话集《古事记》。《古事记》被一些学者称 为曰本皇承史作,但准确的说,这是一部用来歌 颂天皇神溯、美化皇承世系的古典神话传说作 品,其浓郁的神话色彩,似乎更带有文学虚构的 意味和特质。但无论如何,该书对于日本天皇 世代承袭,对于日本上古历史的述撰,仍具有一 定的史学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史书中历朝 历代神话皇承,美化皇功的框架和脉络。故此, 《古事记》可以被认为是日本模仿大陆,沿袭隋 唐史著之风,神化天皇权威的肇始。诸多学者对奈良古典文学完全沿袭模仿大 唐文化的说法几乎不持有异议。周作人先生同 样认为奈良文化是借用中国文字塑造出的曰本 文化。17](P1)那么作为其最早古典文学形式的 《古事记》自然体现出大唐官方史撰神话皇族 出身,美化皇威皇权的特质。
究其敕撰缘由,叶渭渠先生认为,“是由当 时史家利用民间流传已久的太阳神信仰,结合 中国大陆传来的宗教神话,去比附天皇家族及 其他贵族沿袭相传的历史谱系,从而人为地编 造出来的神化体系。其目的在于巩固刚刚建立 的大和朝廷的统一政权。[18](P103)
从文化发展程度上而言,古代日本与中国 大陆文化相比,显然要滞后很多。但日本经由 三韩之地的中转渠道,以及7世纪与隋唐大规 模通交之后,与大陆文化开始直接发生接触和 关联。因此,奈良时代其神话典籍的产生,应不 排除直接采用抄袭大唐类似文献典籍的可能 性。汪向荣先生认为日本的神话典籍“用汉文 书写的史籍中所记下的,多数还是从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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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下的,或者就是抄摘或套用中国史籍中的 某些类似记载,有些或者更是直接转引中国史 籍上记载的,只改动了一下人名、地名和年代”。[19]
事实上,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一个国
家或民族原初的历史状态是相当普遍的,即使 是文明程度如此发达的中国文明,在最初的时 候,也不乏带有大量神话色彩极强的历史记载。 所以,在文明程度远低于大唐的奈良时代,其 《古事记》的撰成,如果毫无借鉴或参考来自文 故此,奈良时代又被学者称为日本的“万叶时
代”。14](P123)但《万叶集》并非一日骤成之作。 当是以大量吸收学习大唐长安文化,模仿因袭 大唐诗文词赋,逐渐萌生文学创作意识作为前 的。 本 诗 赋 作 的 , 《 本 书纪》有所载录之外,《续日本纪》对奈良时代类 似的文学创作及授徒活动亦有不少载录。
《续日本纪》卷九“元正天皇”条载:(养老)六年(公元73年)……庚寅,诏 曰:周防国前守从五位上山田史御方,监临犯 明程度更高的大唐史籍,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古事记》是“以神话形式表达神代以来神的地 位,历史传统创作部分则受儒教影响,宣扬‘圣 帝'重点述说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权威…… 成为日本古代文学和文明意识萌芽期所表现的 祖先神意识和原初国家意识的原点。”[18](P63_64)而 儒教的影响,“神皇”思想的表达,必然源于唐 代帝都长安文化作为其母体孕育促生的结果。 奈良时代之所以要伪造出天皇神系正统,目的 正在于为其封建统治寻找一个可以令民众信服 的、源于文化优势更高的大陆皇族世系结构 图。18](P33)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二)唐代长安文学对日本奈良古典文学 的影响
7世纪的日本,尚无诗文集撰成的记录。 但赋诗作文活动似乎已开始成为日本宫廷的一 项文学活动。《日本书纪》卷三十“持统天皇” 条载天武天皇第三子大津皇子谋反被诛之事。 其中,对于大津皇子作如下评价:
皇子大津,天淨中原瀛真人天皇第三子也。 容止墙岸,音辞俊朗。为天命开别天皇所爱。 及也长[1辨0](有P540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曰本诗赋的起始者为喜爱文笔的大津皇 , 可 以 明 诗赋成为 本皇 教育皇的一种手段。但这种贵族诗赋教育的肇始,并 非凭空而至,应该与大唐帝都文化核心长安乃 至全国文化发达地区,从皇亲国戚,到文人骚 客,诗赋盛行之风概有关联,此风气随遣唐使东 渐日本亦必有关联。因为招请文人渡日也是日 本遣唐使节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20](P270)否 则,对于语言文字尚不发达的7世纪的日本,自 发形成诗赋之风气绝无可能。
曰本第一部极富文学特色的韵文集《万叶 集》亦成书于奈良时代。《万叶集》在日本文学 史上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成为后世其他文学 著述的鼻祖,尤其对日本诗歌的发展功不可没。
盗,理合除免。……然朕念御方负笈远方,游学 藩国,归朝之后,传授生徒。而文馆学士,颇解 属文。诚以不矜若人,坠斯道欤。宜特加恩宠, 勿使征脏焉。4](P18)
看来,对于“颇解属文”的官员,即使有违 犯官令者,天皇亦能予以宽宥,免除罚则。可见 官员的文学才能在奈良朝廷受到的重视程度非 同寻常。
同卷同条载:(神龟)三年(公元76年)……庚寅,内里 生玉来,敕令朝野道俗等作“玉来诗赋”。壬 寅,文人二百十二人上“玉来诗赋”,随其等第, 赐禄有差。一等施二十疋,绵三十屯,布三十 端。二等施十疋,绵二十屯,布二十端。三等施 六疋,绵六屯,布八端。四等施四疋,绵四屯,布 六端。不等施一■疋,绵一■屯,布三端。。4](P158)通过此次朝廷敕令朝野道俗及文人诗赋活 动、诗赋等级的划分以及不同赐禄数量可以看 出,奈良朝廷极为重视诗赋创作活动,参与者的 数量也非常可观。
《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条载:(神龟)五年……三月己亥,天皇御岛池 塘,宴五位已上,赐禄有差。又召文人,令赋曲 水之诗。各脊施十疋,布十端。内亲王以下,百 官使部已上禄,亦有差。[4](P164)
同书卷十:
(天平)二年(公元70年)……三月丁亥, 天皇御松林宫,宴五位以上,引文章生等,令赋曲水,赐施布有差。m(P178)
同书卷十一:
(天平)六年(公元74年)……秋七月丙 寅,天皇观相扑戏。是夕,徙御南苑,命文人赋 “七夕之诗”赐禄有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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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成为奈良时代歌垣、相扑、端五(午)、七 夕、千长节等传统节日的组成部分。这种宴臣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任何国家的 宫廷文化都曾利用作家歌颂统治者及其功绩。 赋诗、节日赋诗的活动在唐代长安极为盛行,不 难想象日本遣唐使节势必将唐都这种浓郁的文 化气息带人了奈良都,促使诗赋成为奈良时代 从上至下的一项非常活跃的文化活动。
《万叶集》诞生的时代正是汉语在日本开 始盛行的时代。直接以汉文赋诗,并以汉音注 诗成为主流文学的创作模式。所以,叶渭渠先 生将日本7、8世纪的飞鸟和奈良时代称为日本 文学意识的朦胧时代。[18 (K3 _64《万叶集》的成 书,毋庸置疑,应该与皇都长安文化,与大唐诗 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诗歌意识的萌生 壮大,一定离不开唐长安文学风气对他们的熏 染和陶冶。这种文学意识的生成,极大地推动 了奈良“万叶时代”的到来。唐诗的风格和韵 味在《万叶集》中处处可见,比如,奈良著名歌 人朝臣小野老有一首歌颂奈良朝迁都平城京的 仿唐汉诗:
平城京 新都奈良京,
青丹之城处处樱,兰甍连绿町。若乘春风香气来,世盛花盛万物兴。[22]
从措辞、句式、意境等方面考量,无疑可以 看出对唐代杂体诗的模仿和照搬痕迹。
同样敕撰的汉诗典籍,还有汉诗集《怀风 藻》。该书成于“天平胜宝三年,岁在辛卯,冬
十一月也”,23]即公元751年,时值孝谦女天皇 在位期间,正处于奈良朝积极受容唐风唐韵的 鼎盛时期。“此时汉文学的价值才得到了承认, 并以更大的热情把中国古典作为文学来敬重、 学习和汲取。[24]《怀风藻》序文详细阐述了该文集成书的 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编书团队、具体卷数及其 历史意义。序言尤其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 “调风化俗,莫尚於文”;同时,说明《怀风藻》诞 生于“词人闲出”的时代,乃“旋招文学之士,时 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瀚垂文,贤臣献颂” 而成。其编撰动机无疑是与其统治者以儒教思 想治理国家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文学手段实现统治阶 级的宣德化教目的早已有之。这与儒家思想所 宣扬的“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功能是相统一 的。及至唐代,封建统治已臻于顶峰,其统治者 更加重视文化宣教的特殊功能。
中国的特色是建立起一种制度文化机构来提供
官阶和相应的固定俸禄。” [25]“和隋朝一样,唐 朝是由一个有权有势的北方贵族混血家庭所创 立的,但是唐太宗很注意将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建基于他眼中的正统汉文化之上。……唐太宗 有意识地对各项有助于王朝构建的文化事业进 行投资”,[25](P311 ―312)内容之一就是设立专门的 文学机构从事文学创作。唐代由政府设置的专 门从事文学创造及汇编的职官机构包括太宗时 代的洪文馆,玄宗时代的丽正、集贤以及翰林院 等,这些机构均设有学士之职,专司文化事业。 但曰本史书尚无奈良朝专设类似唐代文学创作 机构的记录,或许其文学发展程度尚不足以让 朝廷设立用以满足统治者文化治国方略的类似 学机 。
因此,在以科举取士或以文学成就成为获 取功名、赢得统治者青睐的时代,无论是以官方 敕撰为动机的诗集编撰,或是诗人应制作文赋 诗,甚至诗人自身热衷于辑佚同时代的诗作汇 而成集的作法,均是出于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文 学趣味,赢取京城贵族官僚赏识,从而实现其加 官进爵的政治目标的需求。纯粹出于文学创造 的行为几乎无法获得文学或政治领域的生存空 间,即使偶有特例。那么,深受大唐文化影响的 奈良诗人,其文学生存的空间与大唐文士应该 类似。《怀风藻》序文所谓的“作者六十四人, 具题姓名,并显爵里”,有名有姓,享有爵位的 诗人,方可人选敕撰诗集,就足以显示出该部汉 诗集所流露出的浓郁的歌颂皇权的思想倾向。
《怀风藻》诗集前两首为大友皇子所作绝 句:
五言侍宴一绝
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 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五言述怀
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 羞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
显而易见,以上诗歌的体式、措辞、基调所 呈现出的歌颂帝德的意图可见一斑。可以说,《怀风藻》基本是以奈良时代皇族 国戚,以及世袭贵族等有身份有尊位的阶层为 中心的一部汉文诗集。一般的穷民草根是难以 进人这样的贵族文学圈的。这也基本与大唐长 安当时的文学氛围相一致。“在日本文学史上
第2期田荣昌:唐代长安文化对日本奈良时代古典文献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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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一席之地的汉诗文在其发展的早期,主要 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 或王朝官吏,其题材也以宴饮应诏、游览从驾、
宫苑林池等内容居多。”[26]
应当承认,日本汉诗文题材并非仅局限于 贵族层面的宴饮游谒、应诏和诗等比较狭隘的 政治化文学范畴,也并不能排除遣唐使节还归 曰本时,还携带有流传于京师长安及其他区域 留学生,甚至还有来自于不同职业,不同身份背 景的赴日唐人,源源不断地将唐都长安活跃而 富于养分的文化种子播进日本奈良这一块迫切 需要先进文化滋养的土地,从而结出了奈良时 代特有的史学典籍硕果,促成了日本官方史学 的诞生,为之后的平安时代,甚至日本中世、近 世乃至当代史学承续产生了深远而悠长的影 。
的非贵族文学典籍的可能性。
除了史书、汉诗集的撰述外,奈良时代还成 就了日本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歌论著作《歌经标 式》。该书于公元772年由奈良时代知名的贵 族歌人藤原浜撰写而成,即日本宝龟三年撰成 并呈献给天皇的。撰述该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 强调诗文的“经国治世”功能。还有,是以“中 国思想为依据,试图将和歌提升到与汉诗平等 的地位”。[27](P3°6-3°7)同时,崇尚汉文学的奈良朝,对于以帝都长 安为核心的唐文化的吸收和引进,不仅表现为 以上所述的几部汉文史籍及诗集方面,还表现 在日本奈良政府对长安官话的重视上。在其教 育体系内,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当时(指 八世纪中)日本的汉语教育正处于一个过渡阶 段,由吴音转向汉音,也就是由江南一带的方言 改为以长安为中心的汉语”。[5HP123) “70年元 正天皇诏令一遵唐僧道荣、学问僧胜晓等人的 发音,‘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僧人 (特别是唐僧和学问僧)讲经传律多用唐音,于 普及唐音的作用尤为重大。唐音仍然保存在今 天的日语里。[6 ] (P16 >奈良时代《古事记》《万叶 集》《怀风藻》等文学作品均大量采用汉字的音 和义来标注日语。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日 语的音读和训读应该是以大唐长安话作为参照 标准的。
故此,不难作出推论,奈良时代文学的成果 和成就,是建立在对大唐长安文学风气引进和 模仿的基础之上的。要脱离帝都文化的影响而 空谈奈良时代自主促成其前无先例,后启来者 的文学成就,意味着忽视和否认日本在奈良时 代取法沿袭大唐文化的历史史实。
三、余论
史学文献典籍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宗 教、文学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政令法规等
内容鲜活而生动的实录,也是封建王朝文明程 度的一种标志和象征,更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 面镜子。毫无疑问,正是经由遣唐使、学问僧和
唐代长安文学,也是随着遣唐使、学问僧及 留学生等人之手,长途跋涉,坎坷遭逢,终于抵 达奈良朝廷,使日本皇室、贵族深受唐文学题材 的熏染和陶冶,受到中国文学的启发和滋养,从 而培养出许多流芳百世的诗人和文人,缔造出 与唐都长安文学一脉相承,以汉文汉音占据主 场的和式汉诗,奠定了奈良文学在日本文学史 上无可比拟的鼻祖地位,成为日本后世文学创 造的不朽源泉。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唐代以长安为核心的 中华文明,对日本奈良时代的典籍撰述、古典文 学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更是非常深远 的。它不仅直接造就了奈良文明,也促生了之 后更能代表日本大和民族特色的“平安文化” 和“国风文化”。
实际上,唐都长安最为核心的文化因子给 予日本奈良朝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以上所论 及的两个方面,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宗教、法 令、服饰、民俗、军事等其他方面,还有待于作更
加深人的探讨和分析。
注释:① 长安文化作为唐代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表现在诸多方面。无论从政令法制、经济制度、宗教制度、建 筑模式、思维态势等均为文化最为集中,最为核心的表 现。因此,日本朝廷引入大唐文化必然将长安都文化 作为最优先的模范,而其他区域性文化也许并未引起 曰本国的重视,所以在引入程度和频度上必然会弱于 作为帝都长安的核心文化。这也是本文聚焦的中心问 题。
② 公元618年唐立国之始,日本逐渐意识到唐文化对于日本封建统治的积极意义,也开始加强与唐帝 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因此,710年之前近一个世纪的历 史时段之内的中日交往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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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庆
The Tang Chang ^ an Culture ^ s Influence on the Japanese
Classical Documents at the Nara Age
Abstract : Tang Dynasty saw a glory Chinese culture, which makes a core of East Asia culture circle. As the cultural center,Tang culture has great influence round. Being attracted,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arted to learn from and ture actively or passively and hence sub-subculture regions with various features come into being,among which Japan is influenced the most. Based on the Chang5 an culture 5 s influence on Nara Age (710-794) classical docum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nfluence is discussed.
Key words: Tang Dynasty ; Chang'an culture ; the Nara Age ; the classic documents ; if- lu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TIAN Rong-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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