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西文化的差异

2019-08-06

⼀、从“弑⽗情节”到“弑⽗情结”

我们先来看看情结原型：古希腊忒拜神话中有这样⼀个预⾔，底⽐斯王在某⽇醉酒后与伊俄卡斯忒的⼀夜交合，导致了⼀个新⽣⼉的降⽣，刚出⽣的婴⼉被抛到喀泰戎的荒⼭中。牧⽺⼈发现了这位双脚受伤肿胀的婴⼉，管他叫他俄狄浦斯，把他送给没有⼦嗣的邻国国王波⾥玻斯做养⼦。长⼤后，俄狄浦斯因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受到拥戴，被推选为国王，并娶得伊俄卡斯忒⼥王为妻。多年后他才发现：在特尔斐神庙争⽃中杀掉的那个狭路相逢者，正是他的亲⽣⽗亲，⽽所娶之妻则是⾃⼰的母亲，由于在不知不觉间犯下了“弑⽗娶母”的⼤罪，瘟疫和饥荒降临⼈间。俄狄浦斯诅咒⾃⼰的眼睛竟看到这样⼀幅景象，便⽤胸针刺瞎双眼，放弃王位和家庭，万念俱灰，浪迹天涯……公元前431年，雅典悲剧⼤师索福克勒斯根据这⼀神话传说，创作了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成为西⽅深⼊⼈⼼的悲剧英雄。奥地利精神病医师、⼼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理学的⾓度，将俄狄浦斯为代表的古希腊英雄神话中许多弑⽗情节加以提炼并转化，他试图从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三个层次，揭⽰⼈性中最接近兽性的⼀些本能性的冲动，将⽂学现象归结为⼼理学现象。弗洛伊德认为，⼉童通过⽗母呵护⾃⼰的过程中，⽽得到满⾜，恋⽗情结和恋母情结正是在这⼀阶段产⽣的。在此情形之下，男孩早就对他的母亲发⽣了⼀种特殊的柔情，视母亲为⾃⼰的所有物，⽽把⽗亲看成是争得此所有物的敌⼈，并想取代⽗亲在⽗母关系中的地位；同理，⼥孩也以为母亲⼲扰了⾃⼰对⽗亲的柔情，侵占了她应占的地位。在弗洛伊德的⼼理学语境下，“弑⽗情节”演变成“弑⽗情结”，⽂学⼈物形象转换成⼼理学图像。但弗洛伊德仅仅完成了从病理⼼理学⾓度分析“弑⽗情结”的起源，并将其定位于⼈类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把⼼灵作为⼼理学研究对象”的19世纪瑞⼠⼼理学家荣格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灵或⼈格结构是由意识（⾃我）、个体潜意识（情结）和集体潜意识（原型）等三个层⾯所构成。⽽“俄狄浦斯情结”起源于⼈性中某种⽐童年时期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他把这种更为深邃的东西称作“集体⽆意识”，例如，⼈类从祖先那⾥获得⼀些先天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便采取和⾃⼰祖先同样的⽅式来把握世界并作出反应，如：⼈类对于⿊暗的恐惧。从索福克勒斯到弗洛伊德，再到荣格，“俄狄浦斯情结”完成了它⼀步⼀步从神话传说到经典悲剧，再到精神分析⽅法，再到社会⽂化观的升华和发展，成为西⽅家族⽂学中的⼀个经典母题和西⽅作家进⾏叙事和营造悲剧⽓氛的主要⼿段，影响了⼀代甚⾄⼏代西⽅⽂学创作。

⼆、“弑⽗情结”对⽂学创作的影响

⼈类社会由母系⽒族进⼊⽗系⽒族以后,男性主宰社会，⽗亲往往成了权⼒的象征。古希腊神话⾥的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等⼀代代⽗亲，都是⾄⾼⽆上的天帝，邦国如此，家庭亦如此，享有⾄上权威的⽗亲直接象征着秩序，他们居于⼀个绝对的位置上，对⼦辈⾏使统治和宰割的权利。古希腊神话、史诗、戏剧,都有对⽗权崇⾼与尊严的表现，我们还可以从西⽅⽂学的源流莎⼠⽐亚的《威尼斯商⼈》《仲夏夜之梦》《李尔王》，莫⾥哀的《悭吝⼈》，巴尔扎克的《⼈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失踪者》《致⽗亲的信》等不少西⽅作品中看到⽗⼦冲突、⾻⾁亲情的异化,某种意义上说，西⽅⽂学中有许多恶⽗形象,代表着陈腐守旧的⼒量,,对⽗权的反抗,就是对权⼒意志的反抗，⽗⼦冲突蕴含着新旧⼒量的冲突较量。西⽅⽂学对坏⽗亲形象的刻画及弑⽗情结,实际上表现的是西⽅⼈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抗争意识，反映了西⽅年轻⼈反叛传统的精神。从维持还是推翻⽗权势⼒,是保守还是创新的体现。实际上反映了旧势⼒对新⽣⼒量的阻挠、扼杀，往往最终结局⼏乎都是年轻激情战胜保守陈腐。近现代以来，弑⽗情结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学，中国艺术家们以此来洞察、剖析⾃⼰所处的社会、时代、家庭、⼈性以及⼈之间的关系，⽐较典型的代表是现代作家巴⾦、曹禺、台湾导演李安、当代作家余华等。然⽽，由于东西⽅⽂化的巨⼤差异，在海洋⽂明国度奉为经典的弑⽗情结，受到来⾃于传统黄⼟⽂明的消融、碰撞和改良。受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建⽴⼀个安宁的社会秩序,孔⼦提出了“君君、⾂⾂、⽗⽗、⼦⼦”的政治思想,中国的家庭伦理强调⽗为⼦纲,⽗权⾄上,⽗⼦间本⽆平等可⾔，尊⽗，天经地义。巴⾦和曹禺应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与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抗争最为激烈的，然⽽其作品中仍蕴含着浓重的尊⽗情结。巴⾦在《激流三部曲》中,反对的是封建家长专制，⽽绝⽆⼼取⽗权⽽代之；他重视亲情,揭露礼教,呼唤建⽴在平等、友爱、信赖的新型家庭关系，甚⾄表现出对专制家长、堕落⼦弟的怜悯，对⽗慈⼦孝、兄友弟恭的家族伦理的⾸肯以及封建孝道的理解式认同。曹禺的《雷⾬》中，三个⼉⼦都有仇⽗⼼理，作为⼦辈的他们都因为软弱⽽最终选择了放弃，最后⼉⼦们为了满⾜⽗亲的权欲，慑于⽗亲的淫威，违背⾃⼰的本性，牺牲了⾃⼰的幸福甚⾄⽣命。正如同梁⼭好汉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样，中国的⽗⼦情仇，远不像西⽅作品中那么决绝、激烈和彻底，⽽束缚在⼏千年来形成的伦理纲常之中。中国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盾焦点在于如何经过⽃争、叛逆或是妥协，建⽴⼀种平等的新型关系,⽽不是完全割断或者颠覆这种⾎缘纽带。三、从“弑⽗”与“尊⽗”看中西⽂化差异

弑⽗与尊⽗，代表着东西⽅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思维模式和家庭观念。希腊神话认为⼈类具有超⾃然的⼒量，神是⼈性化的，⼈神之间共享理智与情感、优点与缺陷，⽽中国神话中则是天帝给予了神绝对的权威，讲究伦常秩序；希腊神话中的权⼒传承依赖破坏与重建，中国朝代更替则是⽆道昏君和有道明君之间的循环更迭。以此观照中西⽂化，是耐⼈寻味的。可从如下⼏个⽅⾯⽐较分析其差异：（⼀）价值取向

价值观是⼈对⼈、事、物的价值认识与排列，决定你的⽴场、观点、取舍及⾏为。西⽅⼈认为个⼈是⽣存的基本单位，个⼈⾼于社会整体，崇尚个⼈奋⽃，注重以⾃我为中⼼，重个⼈、重竞争；在共同制定的规则下，通过⼈与⼈之间的竞争来决定⾃⼰的⽣存⽅式和质量，获取⾃⼰的利益，从⽽实现个⼈的价值。⽽中国儒家⽂化强调隐忍、谦让和秩序，注重整体与和谐，不张扬个性，不突出“⼩我”，个⼈利益服从群体或者社会利益；道家则提倡“⽆为、不争、若⽔、争雌”，“修⾝”为上，然后才是“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价值取向，⽆疑颇具东⽅道德美感，但对⼈的个性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明进步⽽⾔，⼜似乎少了点对规则与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道德标准

作为判断事物与⾏为对错、善恶、美丑的价值尺度，不同的⾃然、宗教，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化背景，也有不同的具有普遍约束⼒的⾏为规范和道德评判。西⽅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建⽴在契约精神基础上的，包括民主、⾃由、权利、法律等等；西⽅奉⾏“个体本位”，⿎励在规则范围内标新⽴异，⼤胆创新；⽽中国的道德标准以“三纲六纪”为⽂化精华，“以格物致知，正⼼诚意”为内⼼诉求，以“礼义廉耻、忠信孝悌”为⾏为准则，欲以此来阐明和规范⼈与⼈、⼈与⾃⾝、⼈与社会的关系，教化⼈们恪守伦常，洁⾝⾃好，随遇⽽安，“中庸”⽆虞。（三）思维模式

从思维⽅式上看，西⽅⼈重抽象思维，运⽤概念、判断、推理，透过事物的表象⽽提取其本质，归纳推理，演绎推导，条分缕析，分析实证，甚⾄建⽴数学模型，来揭⽰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西⽅⼈作为认识世界，把握事物的最基本的⼿段和⽅法。这种思维⽅式，推动着西⽅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则是更习惯于以从“体验”出发，以具体形象为基础，以“古⼈”的经验为参照，从客观世界获取材料并且展开想象来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探求真理，感知万物和⾃⼰的⼼灵。中国⼈感知世界的⽅式是“体知”⽽不是“认知”。（四）家庭观念

在西⽅家庭观念中，长辈与晚辈间多以朋友相处，地位平等，“每个⼈都有⾃⼰的⽣活”，成⼈后的⼦⼥必须⾃⽴，依赖⽗母是⼀件很耻辱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重视家庭、家族、家乡及其⽂化，在传统社会体系中，以⾎缘为纽带、以谱序为框架、以家训家规为规范的家庭构成承担着社会基⽯的作⽤。中国⼈历来就有“尊⽼敬⽼”和“听⽼⼈⾔”的传统，长者不仅是威望的象征，也是智慧的化⾝，最幸福家庭的是“⼏世同堂”“合家团圆”。尽管在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扁平化；独⽴、⾃由、平等的理念以及多元价值观对家庭内部价值体系形成不⼩冲击，但是，“家”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其联结个体与社会、历史，凝聚传统⽂化认同的精神纽带作⽤，在中国是⼀时难以改变的。作者：李拜天 单位：⼴西师范⼤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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