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王稼祥生平：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 1924年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各中学。 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 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937 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 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2年3月主持撰写和审定《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事实求是，量力而行》提纲。 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

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儿，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 党的建设理论 杰出贡献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他起草和发表了《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红三军党组织的今后任务》、《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政治工作的训令》、《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等文件和论著，对军队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际外交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理论宝库，对各个时期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对今天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军队党的建设

王稼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新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对军队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关于军队党的建设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指导了当时军队中党的建设。

（一）认为加强军队党的领导作用是很重要，也是必要的。党的工作中曾犯了严重的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的错误，一方面因为党“忙于部队中的经常事务，忽视和放松党的教育，减弱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扩大，党的领导消弱”；［1］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只看到共产党党部是处理事务的管理处，根本模糊了党的政治领导”，使党的主张在群众中不能很好地实现，党的威信不能很好地树立和提高，不能把群众很好地吸引到党的周围。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反对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坚决反对放松党的工作、放弃党的领导作用。

（二）针对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了加强军队党的领导作用的途径。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反对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其次，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加强党的支部建设。王稼祥认为，“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组织基础，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并提出了加强支部建设的20项要求。最后，要加紧党内思想斗争与党的教育。王稼祥指出，我们必须加紧思想斗争，来克服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

（三）强调提高并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王稼祥较早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并反复论证了这一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党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根本原则。1932年1月，他签发给红军的一封信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2］王稼祥不仅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而且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以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针对当时盛行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党包办一切，一是放弃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他提出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巩固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二、关于巩固党的领导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吸引到党的队伍中来，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员队伍变得异常复杂。党在短期内有迅猛的发展，致使党的组织很不巩固。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都乘机混入了党，“使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新的机会来破坏我党的阴谋。”［3］为此，王稼祥就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了有益的探索。 王稼祥提出在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存在与发展的政治形势下，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4］ 王稼祥认为，“只能用个别吸收的方式发展，不能用突击的方式发展”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理。中心的一环，要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各种错误观点。对入党后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教育，教育他们清洗小资产阶级立场，重视民众中的实际工作，尊重工农。王稼祥针对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违反党性的倾向，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干部都要重视党性修养。 同时，他指出，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

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联系。 他主张，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解释一个原则问题，即党员与同情者的区别。要区分党内同情者与党外同情者，处理好与同情者的关系。关于友军中党的问题，“在地方军中一般不发展党员为好”。而要建立同情者，即要“党外要多兵，党内要精兵。” 这些论述是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对我们今天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党的这种先进性要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因此，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王稼祥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途径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今天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途径——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5］王稼祥认为，不仅要对入党后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还要专门性地和经常性地对党的各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途径——加强群众观教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王稼祥要求党员及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出身的新党员新干部，应当接近群众，树立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反对不接近工农，轻视工农的思想。要做好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提出了调动群众进行建设的方式，“在乡村中我们采取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在城市中我们必须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有步骤性。”［6］但同时“反对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自发斗争，反对不怕混乱、先乱后治的一切极端有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与工作方式。”［7］

（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有效途径——纯粹党的队伍

王稼祥认为，“不能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8］要处理好党的成分问题，处理好知识分子（教员、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等）、农民、及阶级异己分子入党的问题。 （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加强自身党性修养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增强党性锻炼。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党性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要求“全党和党的各

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9］同时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四、关于党际外交

王稼祥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在党际外交方面贡献突出，思想丰富，主要体现在《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等文章中。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对党际外交理论和国际共运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负责组建中央对外联络部，构成了做好党际外交关系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迅速提高，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要求同中共建立联系和加强来往，原有的工作机构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1951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处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和联络事务，任命王稼祥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负责组建中央对外联络部。

他主张建立集体领导，个人具体分工、层层负责的工作制度，并对这一领导制度进行了具体部署。他要求中联部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通晓业务知识，掌握大量与业务工作有关的资料，要求中联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指出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的两条途径：一是自己努力学习，二是组织上也要给他们条件，增进锻炼的机会。 （二）处理党际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 王稼祥认为，“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都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又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的。”［10］因此，各国共产党就像“兄弟”一样、“姐妹”一样，可以称作“是一家人”。另一方面，“又不是一家人”，因为“每一个共产党首先代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民族的。

“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要求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要注意从共同的国际主义利益出发，而不要只从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利益出发。

（三）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平等原则 王稼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好像一个家庭，成员不一样，要和谐友好地生活。这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只能是兄弟关系、姊妹关系，只能有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分，大党与小党之分，经验多的党与经验少党之分。”［11］这是王稼祥在处理党际关系时的平等原则思想的体现。 这种处理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赢得了许多国家兄弟党的信赖和敬佩，他们从中共的做法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形象。

（四）党际外交工作的方法：调查研究

王稼祥认为，党际外交必须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从事党际外交工作，必须对对象国或对象党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要进行调查研究，形式要不拘一格，方法要灵活多样。对于如何确定研究工作有没有前途，王稼祥认为，研究工作的前途取决于三个方面：“①自己决心的大小。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的高低。③懂不懂外国语言。”［12］在王稼祥的正确领导和中联部工作人员的勤奋努力下，中联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顺利进行党际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王稼祥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9：16、138、218、249、215、222、220、216、258、373、249、434.

［6］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R］.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11］徐则浩.王稼祥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40、340.

［12］徐则浩.王稼祥传［M］.当代出版社，1996：434.

《党史文苑》）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