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
笔”，“圣手”。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赵树理对底层农民利益与文艺需求的深切关注的精神，以及他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和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
赵树理；语言；民间文化；“山药蛋”派；文学意义
赵树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更是几近于零。他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积累，差不多都是从民间戏曲和唱本故事中得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通俗作家。但是，赵树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作家，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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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
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 ，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赵树理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观颇为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数人现在被动地接受大众通俗小说给予他们的东西”。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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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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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故赵树理呈现给我们的是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观念。 一、对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
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赵树理的小说承续了评书的传统，保留了传统评书的风格。《三里湾》开篇即标明“说”的风格：“从旗杆院说起”，有头有尾，有条不紊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中国古代有“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话”(《金瓶梅词话》)等通俗文艺形式，赵树理则把他的创作叫做“板话”，如《李有才板话》，他用一种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来创作文学，将民间口语提为文学语言，同时他在对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包括了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他在《李有才板话》中就写道板话》中就写道：“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 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一开
①赵树理把混沌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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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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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山西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认为若要使农民群众成为现代文学的忠实读者，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阅读喜好；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来说，古老而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才是他们获取知识与享受娱乐的唯一渠道。无论是民歌、鼓词还是评书、戏曲，民间艺术所注重的就是“讲故事”，故事情节叙述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农民群众对它的接受程度。所以赵树理呼吁现代作家不要鄙视民间艺术“讲故事”的古老传统，其实“一个简单的故事，只要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为人民大众真心喜爱，就会被人民大众中的艺术天才们不断地丰富它，使它成为很高级的作品”②。他本人的农民小说便是严格按照“讲故事”的叙事模式，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色彩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如《小二黑结婚》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结构，而是由十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共同组合而成。
在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创作当中，人物描写是绝对平面化的，往往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他的兴趣所在是“故事”自身的情节效应，“讲故事”才是他本人的写作特长，这种重“事”轻“人”的艺术风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评书艺人的直接师承。赵树理从不隐瞒他对话本小说与评书艺术的由衷喜爱，也并不否认自己对于民间艺术的借鉴与模仿。所以他明确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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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载《人民文学》1958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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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去汲取有益的养分，然后“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 二、简洁、直白、通俗化的语言创新
赵树理明确地将弄名群众定为自己作品的接受对象，用纯正的农民通用语言去描写真实的农村生活状态，彻底消解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中的话语霸权。赵树理曾反复强调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 因此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他把语言文字的简洁、直白与通俗化原则，视做是他艺术追求的第一目标。“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我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在这里所谈到的“农民语言”问题，实际上直接涉及到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写作立场的根本转变。他本人对此问题的认识非常透彻：“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调，立刻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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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不愿意看。”将知识分子思想工农大众化，这在“左联”时期是个非常时髦的口号；而将知识分子话语农民化的提法，则应该是始创于赵树理。但是与左翼革命作家所完全不同的是，赵树理不仅是在“说”，而且更是在“做”，他用自己农民小说创作的具体实践，初步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民间化”的话语转型。我们不妨来看看《小二黑结婚》中的一段人物描写：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这就是赵树理农民小说在人物刻画与作品叙事当中，所经常使用的经典性描述语言。它剔除了文字上的华丽装饰性，尽量去突出字面意义的视觉直观效果，虽然通篇都充斥着农村生活中最常见的俚语或俗语，但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之后，明显又使其适合于现代书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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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规范性。在他的作品中他喜欢给人物取外号的如《三里湾》里的“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锻炼锻炼》里的“小腿疼”、“吃不饱”；《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这些人物名称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农村的小人物形象。赵树理巧妙地把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通用语言，这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的质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汉语文字与口语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巨大推动。 所以，康濯把赵树理称为是“一代语言大师”。 三、开创“山药蛋派”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赵树理开创了“山药蛋”派，并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 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一批出身或成长在山西的作家收到他的影响，也创作了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山药蛋”派。
1945年以后，在周扬、冯牧、林默涵、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全力推崇下，形成了一种“赵树理方向”，即所谓的“山药蛋”派。被学术界戏称为“山药蛋派”的年轻作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他们本来并不认识赵树理，“一九四五年，他们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第一次看到了赵树理的《地板》、《李有才板话》，纯净的山西农民朴实风趣的语言，活脱脱宛如父老兄弟身影的人物形象，吸引了他们，具体地给他们以艺术的启迪” 。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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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理的崇拜与向往，束为的《红契》、胡正的《长烟袋》、马烽的《金宝娘》、西戎的《宋老大进城》、孙谦的《村东十亩地》、马烽与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无论是生活口语的文本运用，还是在故事叙事的民间形式，我们几乎都能从中窥见到赵树理影响的客观存在。
各解放区根据地的作家也极力模仿赵树理的通俗艺术风格，先后创作了大量通俗化的文艺作品。如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葛洛的《卫生组长》、邵子南的《地雷阵》、刘石的《真假李板头》、高朗亭的《陕北游击队历史故事》、华山的《窑洞阵地战》、丁玲的《三日杂记》、一擎的《众人原谅》、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孔厥与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基本上都是把“讲故事”的形式作为阐述思想的唯一性手段；另外有些作品还将民间英雄传奇式的夸张手法穿插于其中，尽力去强化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兴趣。像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主人公游击队员吴贵的形象，简直就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位古代侠客式的人物。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讲，这样富有传奇性的革命英雄人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仅凭游击队的那点实力也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的人间奇迹。但是在当时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这种艺术夸张却以其通俗故事的流行方式，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良好社会效益。
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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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人，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形成了山药蛋派独特的审美趣味。
四、结语
赵树理的创作至始至终是采取农民的思维视角，依据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并以此来传达农村的变革与变化，呈现出地道的农民生活本色，也体现了他对农民和农村的浓厚的感情，而所有的这些都使赵树理的创作在同时代的其他创作中具有更独特、更突出、更有效的现实意义。他以农民利益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和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选择，是他独特意义之所在，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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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席杨．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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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钟，洪子诚编．当代中国文学概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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