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当时的形势是：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战争的影响并有紧张的社会改革相伴随，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进行得比较顺利，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
以上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的工业化，并根据国内国际形势，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计划同落后、分散的个体农业，同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在我国相当大部分是来自农业，并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对粮、布和副食品的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而我国个体农业的状况是：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农民生活艰难，购买力很低；个体农业商品率低，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这样落后的农业难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把个体农业改造成为集体农业以增加农业生产。
从体制上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当时，客观上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靠行政手段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就必须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成国家完全能够控制的、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组织。
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三大改造”同步进行，从而决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
当时形势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党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逐步加以解决。在农村，土改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这使******人不能不去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任其自由发展，它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就必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时伏时起，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资产阶级实施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消极作用，“五反”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突仍然日趋紧张。”
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所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这时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已经发展成熟。
第一，我党这时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这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但是，
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使这个没收同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过：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对民族资本开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恢复过程时期，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和消极作用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也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对它们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已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的道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也已经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集体农庄）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为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以上表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那么，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第二，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有了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怎样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面，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找到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样，党从总
结经验中确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大和提高，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
在农业方面，我党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党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
第三，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国营经济，有了空前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依靠力量和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代表和保障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商业的批发营业额已占批发营业额总额的60%。国营工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享有各种权力和福利，劳动热情高涨。总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当时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经济成份的优越性，是一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生力量，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强大的因素。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后，人民民主专政得到空前巩固，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高涨。这一切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第四，从被改造的阶级对象来看，民族资产阶级上升性、革命性的一面和个体农民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一面，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广大群众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都为向社会主义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解放前，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吞食和美货倾销的冲击，濒临破产边缘。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当时对于许多私营工商业来说，没有国家的扶植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接受******领导的一面，在经济上有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同时由于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使私营工商业丧失了独立经营的能力。这样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固然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也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约有60－70%的农民生产生活仍有困难，他们为了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否认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错误的。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使后期的改造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失误和不足。这些失误并不是总路线带来的，而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失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几亿人口参与的大规模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存在着许多困难，因而工作中不可能十全十美，毫无差错的。同时，由于我们党这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孩童时期，理论方面不成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存在着绝对化的信念。又因为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受苏联经验影响很大，这种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任何党派都难以跨越的，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是不现实的。
应该看到，在几亿人口的大国，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方面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是在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前提
下完成的，这是很难做到而确实做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
总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的光辉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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