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流派

(帖)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默认分类 2009-10-10 11:45:47 阅读75 评论0字号：大中小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

（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

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