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用师逵荐，迁太常博士。 宣德初，迁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屡命巡视畿甸遗蝗，问民疾苦。八年改礼部，寻以老请致仕。吏部尚书王直言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乃改南京吏部。复以老辞，不允。十四年进尚书。英宗北狩，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骥居官务大体。在太常，山川坛获双白兔，圻内生瑞麦，皆却不进。在吏部，有进士未终制，求考功。同官将许之，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纲者，恶逆当辟，或悯其少，欲缓之。骥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故也。”狱决而雨。
正统中，王振怙宠，凌公卿，独严重骥，呼“先生”。景泰初，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语人曰：“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竟致仕去。
骥端厚祗慎。顾劲直，好别白君子小人。恒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萧山故多水患，骥倡修螺山、毕公诸塘堰，捍江潮，兴湖利。乡人赖之。居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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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兄教谕骐，虽耄益恭。时戴笠行田间。尝遇钱塘主簿，隶呵之。答曰“萧山魏骥也”。主簿仓皇谢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萧山，见致仕尚书臣魏骥里居，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所行动应礼法，倡理学，勖后进。虽在林野，有补治化，齿德有余。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览奏嘉叹。遣行人存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骥卒。赐祭葬如礼，谥文靖。其子完以骥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帝怃然曰：“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许之。 翻译：
魏骥，字子房，萧山人。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的身份授职松江训导。常在深夜携带茶粥慰劳诸生。诸生感动而发奋，其中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因师逵的推荐，升任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入试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视京城郊区蝗虫灾情，询问民众的疾苦。正统八年，改任礼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请求辞官退休。吏部尚书王直说魏骥没有衰老，若考虑到他年龄大，最好下令除去繁杂的工作而做简要的事情。
于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他再次推托年老而辞官，但是朝廷不同意。正统十四年升为尚书。英宗被俘北去，魏骥率领各司众官吏逐条上陈时弊，大多被施行。景泰元年，年龄七十七，辞官退休。
魏骥做官识大体。任太常官时，山川坛抓获一对白兔，京畿内长瑞麦，他都拒绝进呈给朝廷。在吏部时，有一进士服丧期未满，就请求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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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授官。同僚打算答应他，可是魏骥坚持不同意。
司法官因天旱体恤受刑者，有个叫王纲的犯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罪，有人怜悯他年少，想要给他减刑。魏骥说：“这是妇人之仁，天道不合时节，正是这个原因。”依法断案后，天就下雨了。 正统年间，王振依仗宠幸，凌辱公卿，唯独尊重魏骥，称他为“先生”。景泰初年，魏骥因请求退休养老到达京城。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学生，找机会避开众人对魏骥说：“您虽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京城中央作官。请您稍稍等待，可叫朝廷为您加官封爵，这事儿包在我陈循等人身上。”
魏骥正色道：“你身为辅佐之臣，应当为天下推举贤才，不能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偏私我。”魏骥后来对人说：“他把朝廷的事作为自己的事，这样怎么会有好结果呢？”最终辞官退休归家。
魏骥端正厚道刚劲正直，善于识别君子小人，常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在家闲居也忧国忧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纯厚。萧山原来多水灾，魏骥倡议修筑螺山、毕公等塘堰，拦截江潮，兴修水利。 乡里人依赖它获利。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产业。事奉作教谕的兄长魏骐，虽年长而更加恭敬。经常戴斗笠行走于田间。曾遇到钱塘的主簿，仆隶呵斥他，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萧山的魏骥”。那主簿仓皇谢罪慰问而离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说：“臣最初任职萧山，看到退休尚书臣魏骥的乡下住宅，教育子孙尊崇孝悌，致力农耕，增筑堤坝，挖掘湖泊，抵御灾害。所做的事符合礼法，提倡理学，勉励后进。魏骥虽身处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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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治理和教化有益处，年龄大，德行高。
请求陛下下令给主管部门，参照前代旧例实施对魏骥的表彰。”皇帝阅览奏折而嘉叹赞赏，派遣使者前往慰问，踢给羊和酒，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但使者和命令还没到达魏骥就去世了。按照礼制赐予祭品，谥号文靖。
他的儿子魏完因魏骥的遗言赴朝堂推辞葬礼，乞求用礼金救济饥民。皇帝叹息说：“魏骥临终的遗言还害怕劳民伤财，可谓忠诚的大臣啊！”答应了魏完的请求。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明史》中的列传特点：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
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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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
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
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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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 对于一些实在避不开的人物，清朝干脆让他们从历史记录中人间蒸发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又如赞理征东军务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和后金总兵刘爱塔所关明金辽海战事尤重，《明史》均不为立传。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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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扩展资料： 《明史》创作背景：
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
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
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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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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