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实习日记

　　今年暑假，我在十堰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十堰市茅箭区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实习。我先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的十堰市茅箭区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我的指导律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通过实习，我在我的专业法学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巩固并检验了自己两年本科学习的知识水平。实习期间，我了解并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调查以及和当事人的谈判过程，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中还作为案件的代理人出庭工作,并且对部分参与案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对程序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实习单位充分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现将此次 实习 活动的情况报告如下：

　　十堰市茅箭区法律援助服务中心是一家合伙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在实习期间，指导我的是一位办案经验丰富，年过五十的老律师。他待人谦逊，对法律这项工作充满热情。在整个实习期间，所办的案件不多，其中一件我参与最多也是较为复杂的一件，是高某诉郧西县人民医院医疗侵权纠纷案。我在参与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了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存在很多的法律问题——法律规定模糊、矛盾、漏洞，诸如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今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间的矛盾，医院病历制度的混乱，法院认定证据时的随意性等等。我在这篇实习报告中不打算就各个问题都展开论述，而今就我在案件中感触最深的也是高某诉郧西县人民医院医疗侵权纠纷案的焦点问题——非法行医行为主体的界定略谈一二。

　　一、案情经过

　　200X年10月19日早晨7：00张某即本案患者骑摩托车从十堰市回郧西老家9：00左右途经郧县境内某路段，其右前方突然出现一辆三轮车停于路边，张某即左拐避让。这时正好左前方驶过来一辆东风大汽车，张某在避让过三轮车后迅速右拐，但由于摩托车速太快，撞在路边一棵树上，摩托车倒过来压在张某身上。张某感到腹部剧烈疼痛，用随身携带的手机两次拨打120无人应答后，见三轮车车主回到车上，遂教起把自己连同摩托车一起托到郧县青曲镇卫生院，时值上午11：00左右。在青区卫生院经过胸腹联透、腹部穿刺，以及各种常规检查，患者除腹部疼痛外，其他处无任何疼痛和任何皮外伤，被诊断为腹腔闭全性损伤。由于不能明确诊断腹腔内具体何部位受伤，应患者要求，卫生院将患者留在卫生院继续观察，以明确诊断。。至夜晚11：00时，患者血压开始明显下降。经患者家属同意，于200X年10月20日1：00时转往郧西县人民医院。20日3：40分左右，进入郧西县人民医院。在门诊部经过检查，被诊断为腹腔闭全性损伤和失血性休克?5：患者转入住院部，经过短期观察后，当班医生雷某即决定对患者实施破腹探查术。20日早晨6：00，患者自己步入手术室，由实习人员柯某单独对患者实施术前麻醉手术。在实施麻醉的过程中，患者血压突然降低以至停止呼吸而宣告死亡。由于患者死亡突然，在此后的一天半的时间里，患者家属一直要求议员对患者的死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但医院作为专业机构，面对对医学毫无知情的患者家属一味地推脱责任。到21日中午，患者家属只好将患者尸体运回村里埋葬。

　　200X年11月5日，患者妻子高某将此事告诉我后，我感觉此案中有其蹊跷，虽参与此案。经本人建议，高某也于两日后委托十堰市茅箭区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的李律师——即本文开始所提到的我的指导律师。11月12日,作为第一步，我和李律师一起，到郧西县人民医院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调取医院有关患者的病历资料。经过案发时当时在患者身边的家属陈述和对病历资料认真分析，认为医院的责任很大。12月在与医院和解的过程中，医院一开始否认其有任何过错，后来虽承认其有一定过错，但总是一亿元财政困难等种种借口拒绝我们所提出的合理请求。我方遂于12月26日将郧西县人民医院告上法庭。

　　为了能实现民事上的顺利赔偿，我们于200X年4月5日到郧西县公安局报案，案由是：独立对患者张模式是麻醉手术的柯某既没有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又不具有医师执业证书，其独立实施麻醉手术违反了《刑法》、医疗法律、医疗行政法规以及相关医疗常识的规定，构成非法行医罪。但报案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理由是柯某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并且其在合法医疗机构从事医疗行为，依法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我方只好审行政复议后向检察院申诉。目前尚未有结果。

　　到200X年5月14日，即法庭确定的此案第一次开庭前日，医院既没有向法庭提供答辩状，也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囿于200X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规定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标准比以往较高。为了此案能适用这个司法解释。我们在当日对此案作了撤诉的处理。最近一次开庭是在7月14日，法庭上医院和我方向法庭提交了。法院没有采纳我方此案的性质是非法行医的主张，而认定此案需要委托医疗检定机构鉴定。此案现在尚在我鉴定之中。

　　二、法律问题

　　本案中引起我兴趣的也即本案的焦点问题：柯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行为，抑或非法行医罪?非法行医罪自被1997年刑法确立以来，在实践和理论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的犯罪主体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正像本案所产生的问题一样，在本报告中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何判断医生已具备了执业资格、可以在合法的医疗机构从事诊疗、预防、 保健业务?由于刑法没有对医生的执业资格作出明确的界定，因而导致了学者在理解时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以具体的特定的从医证书来衡量其执业资格;有人则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具备了在医疗机构中从事诊断和治疗业务的条件” 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至于行为人是否具备资格证书与执业证书在所不问。

　　我国的医疗人员为数众多，技术水平有高有低、参差不齐，不同的专业对医生的水平要求不一致，不同的地区在衡量医疗人员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时，其标准也不同，即使是同样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人，其医学技术水平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如果以是否具备了在医疗机构从事诊断和治疗业务条件来判断，则显得过于抽象，难以把握。以高水平和高技能的医疗人员的标准，去衡量低水平的医疗人员，会过于严厉和苛刻，反之，则会放纵犯罪。所以，国家在取舍时，选择以是否取得国家授予的从业证书，作为是否具备执业资格的基础性条件，不论行为人在其他人的评价标准里，其技能是高是低，但在国家评判层面，行为人特定的从医证书的拥有，也就表明行为人具备了行医的最基本的素质，同时也意味着其技术水平得到了国家的认可，避免抽象化的操作产生评价标准的不公平性与异质化，防止出入人罪。

　　那么，衡量医生从业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有医生执业资格而未取得开业执照行医的，不属于非法行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资格’的统一”。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可以看出二者的分歧集中在医生执业资格的界定，是采用单一标准，还是采用复合标准，也即医生执业资格是指仅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呢?还是指既包括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又同时取得执业注册证书。我显然赞同最后一种观点。

　　医生要从事医疗执业活动，首先必须是本人有能力从事该种职业，而一个人能力的具备与否，最客观、最公平的标准是以行为人是否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但是，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取得，只表明行为人具备了从事医疗业务的最基本的知识，并不代表行为人因此可以从事诊疗业务。因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必须经过一定的考核期，由相关医疗机构出具医疗业务水平的鉴定，并申请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行为人才有可能实际从事诊疗、预防、保健活动。

　　国家设定的执业医师注册制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将国家的权利赋予给了个人，使医生取得一种能力与资格的形式表征，医生因此而被准入到相关的医疗活动中，国家不再对其加以主体资格方面的限制。与此同时，医师执业证的取得也会产生一种对内与对外的效力。就对内效力而言，除非有法定的被吊销执业证书的事由以及不适宜从事该医疗业务的情况的存在，医疗部门与医疗机构不能随意剥夺医生从事相应的诊疗、预防、保健活动的权利，医生有权在合法的医疗机构为一定的医疗行为;就对外效力而言，医生执业证书的存在与取得，从形式上证明了该医生执业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广大公民也就能够从外观上判断行为人的能力，并加以选择。“虽然具有医师的实质能力，却未取得形式表征者，仍不能以医师身份执行医疗业务。理由是不具有公信外观(如未取得医师证书或执业执照)，很难让外界相信其具有执行医疗行为的能力。” 另一方面，从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取得，到医生取得执业证书并从事诊疗、预防、保健活动，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业务能力(这里主要以医疗机构的实习水平鉴定为标准)的人，才有可能被批准取得医生执业证书。因此，医师执业注册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审查了行为人的实质能力，并将不合格的人剔除出局，切实保证医疗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够保障广大患者的生命与健康安全，这也体现了国家权利赋予的封闭性与限制性。所以，医生执业证书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也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国家赋予权利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准入性与限制性的有机统一。《医师注册暂行办法》第7条第

　　2、3款规定：重新申请注册……还应提交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组织出具的业务水平考核结果证明;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2年内未注册者，申请注册时，还应提交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经6个月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因此，医生执业资格的界定宜采用复合标准，行为人只有既具备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又具备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在合法的医疗机构从事相应的医疗业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12条规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第13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第14条第2款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从以上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生执业，不仅要求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同时也要求进行注册登记并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我国的医生执业资格是执业医师资格证与医师执业证的统一，它统一于在合法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未取得合法的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如果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允许其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实施一定的医疗行为，结果其行为造成了患者人身重大伤亡，该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非法行医罪。在处理时，只能以意外事件或医疗事故罪来对待。但如果非法定的未取得合法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在执业医师的默许、同意下，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时，二者可以成立非法行医罪的共犯。

　　但本案的问题似乎不在这里，若仅以以上的讨论所确定的判断标准，柯某的行为当构成非法行医罪无疑。但本案似乎有其特殊性，即合法医疗机构负责人招聘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开设专科门诊或者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勾结、伙同没有取得执业资格的人进行非法行医是否可作为共犯追究?从理论上讲，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是不可能独立实行非法行医行为的，但是有可能成为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行为的共同犯罪人。我主张，合法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明知他人没有医生执业资格而招聘、雇佣其从事医疗活动，或者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到非法开设的医疗机构从业或勾结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从事医疗活动，应按非法行医罪的共同犯罪追究其责任。

　　在本案中，郧西县人民医院在聘用柯某作为其单位的实习人员本身是没有过错，但是其却安排此实习人员单独承担重大麻醉手术，这显然是有过错的，其应该为其过错承担法律责任.也正像我在代理词中所坚持的理由，柯某明知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却单独实施重大麻醉手术，其主观具有故意性，其错误地实施麻醉手术的行为直接导致导致了患者的死亡，柯某的行为当构成非法行医罪.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成立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任何一个当事人的律师或者一个法律理论工作者接受这种观点毫无迟疑，但要是让公安机关或者法院工作者接受还是很难的.在这里，我看到了法律工作者之间的交锋和法律内部的裂痕.但我并没有灰心，我一直在继续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现在在心里还不甚明朗.我对法学的向往与追求，缘于对事实与规则二元冲突的认识，并希冀从社会与法律的协调中勾勒出完满的法治之制。是法学将我从农村的土地深处带至理性的思维空间。我将以所学、所思、所感，致力于法律与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