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读书心得感悟

　　《水浒》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其生平事迹诸书载述很少，传说亦颇参差，明·王道生为之撰《墓志铭》时说他是苏州人。后迁淮安;元·至顺年间进士，卒于洪武初年，卒年约75岁。诸籍俱云与罗贯中是师生关系。

　　他出生在民族压迫强烈时期，况是“南人”，能够考取进士可见其学养渊博。在民族气节与社会地位中两相矛盾下，既有内疚也有自豪。罗贯中能从游师事之，足见其学养亦非同一般，幸有名著传世，否则，定没于荒烟野草之中。

　　鲁迅先生敲打他的《水浒》好就好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鲁翁本人似乎有些偏执，从古至今皇权之严厉，谁也不敢触犯。鲁翁当年对白色恐怖痛深恶绝，却不肯去“毛翁”甲帐运筹帷幄而置身“党”外，回避蒋委员长的清剿。毛翁年轻时写诗填词，仍然回避皇权，“粪土当年万户侯”是个明显的例证。当年的“万户侯”已经成了枯骨，粪土与否无关紧要。他都不便把“当年”改为“当今”也不愿无端招惹是非。至于“自己不作强盗帮助朝廷去打别的强盗”，这一论点还值得商榷。如果梁山降而复叛，造成战乱。试问，当时民之将何?

　　大凡小说的内涵都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倒影，其形象非非幻幻、似己非己闪现于书中。施耐庵所塑造的宋江亦如其己，在思想上是摇摆不定的人，自幼熟读经史期望仕途顺达，其志未遂落为“押司”，他人性或者藏匿着假仁假义的善良，广交江湖朋友，兼之家道丰实不吝小财，在下层社会上沽得好名。同时施氏看到社会上的剥削压迫及诸多不平，同时引发了他对当时社会的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写成了这部不偏不倚的传世小说。

　　如果说书中的人物是逼上梁山的，只有林冲一人才算得上“逼”，也是该书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当然社会现实中的“逼”，朝朝代代都有，岂止施耐庵的生活年代?当时朝廷军官俘而落草者虽轻描淡写、一笔代过，大多其背景或侧面各有不同的政治原因或各人的人际关系。只有卢俊义上梁山是宋江等人用“下三滥”的手段把他骗上山的。笔者细推梁山一百单七人中成分复杂，除了个别灵工巧匠之外，大多是爱好枪棒的武弁。此中好大部分是文盲。吴用不过只是私塾中的一位“冬烘”，根本不是人才。他们都是想发横财的社会闲汉。劫取生辰纲，只能定位是“打富”却没有“济贫”的意识，只用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自我花销享受上，于当时社会没有多少正面影响。

　　在刻画林冲的章节里，写得入木三分。一个满腔报国热忱的志士，被害得一步一步走向陷井，由陷井到监狱几至于死。而且被害得家破人亡，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投的地步。此外《水浒》的人物分类非常巧妙，第一，是军汉。林冲是禁军的教头，在帝都任教，人品武艺均属上乘，常在京都枢秘衙府往来，误入“白虎堂”，就知道了“遭了”，但“江湖诡诈”浑然不懂，在野猪林竞轻松就范，若非鲁智深的参和，当时必然丧命;鲁智深是下级军汉，京都之事一窍不通，但郑屠的诡诈，一点也瞒不过他。“天齐庙”事件，如果他当时在场必惹大祸;杨志是久经江湖深谙事故的军汉，“黄泥岗上”差点没有逃过他的法眼。唯独在塑造武松这个人物上很不成功。似乎是个自私的复仇恶魔，或许是傭于小恩小惠帮人打架的闲汉。作者在“武松夜走蜈蚣岭”的章段里修正了一点武松的造型，但他帮人打架的形象似乎在读者心里已经造就。其次就是对地主的分类：宋太公是望子成龙、光宗耀祖、死爱面子、沽人尊敬的地主;祝家庄是拥有武装实力既不怕强盗，也可以抗拒官府的豪强地主(三家联防);黄文炳是勾结官府包揽词讼的恶棍地主;梁中书是官僚地主，依靠蔡京的势力对地方官员的迁升、罢黜，颇足轻重的地主;柴进是没落地主，他先辈的皇权被赵氏巧夺，脏官、朝廷待之颇薄，常心怀不满;毛太公是鱼肉乡民耍无赖的泼皮地主;卢俊义是内事不管、外事不问、奉公守法、风流倜傥的地主;赵员外是虔诚奉佛、好善乐施的地主。这种“社会分类法”如此精细准确，在我国小说界中无出其右者。作者对人间万象的观察力殊为颇多见地。

　　该书以《宣和遗事》为底本“三十六人聚集梁山泺”，其中有“杨志卖刀”，“晁盖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扩大演化而成。清·道光年间有一文痞俞万春撰《荡寇志》共七十回，书中捏造陈希真、陈丽卿荡平水浒英雄。俞万春对农民起义极端仇视。清·文学论评家清金圣叹曾拦腰斩断过《水浒》，其内涵深邃殊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