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孔乙己》的时候，我抛除了脑海中所有的成见，与文章“坦诚相见”，一读仿佛见其人，二读仿佛有所感，三读仿佛有所悟，但只是“仿佛”而已，面对经典，有时我会窒闷无语，大约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形吧。后来一则材料进入了我的视野，据孙伏园说，他曾聆听过鲁迅自己讲述他创作《孔乙己》的动机，“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读此句，如甘露入心；品此语，似醍醐灌顶。
可是于教学而言，“意会”仅仅是第一步，我还必须要“言传”，教师永远做不了孤胆英雄，因为教师的核心任务是指导着学生去夺取全面的胜利。如何“言传”呢？我想第一步还是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带领学生穿越时空，引导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识——孔乙己苦在哪儿？社会怎么薄凉的？于是授课过程中以情境再现为目的有了大量的演读、模拟，这个过程中注重了课文的朗读与语言的品味，并顺势对语言文字背后的“语言”进行了必要挖掘。为帮助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教学设计的适当位置设置了几个“触发点”，一是导入，暗示科举制度，二是认识咸亨酒店的酒客的等级，三是体会丁举人与孔乙己同是读圣贤书同样形成了扭曲人格，四是让学生思考作者呐喊什么。就课堂效果而言，在品语言、现情节的过程中，学生由“笑”转为“不笑”，现场由“快活的空气”转为“肃穆的气氛”。
但这样的教学设计天然的特点就是把“我的理解教给学生”，这样做显然会让许多人再次陷入迷茫：这没让学生自主，这没让学生合作，这没让学生探究，甚至这也没有传授什么方法，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是啊，学生学到了什么？我也想问问听课的学生，但我没有机会，45分钟的`相遇仅仅是一次偶然，对学生而言，我的确是个过客。
关于教学设计过紧与过松的问题还在困惑着我：过紧就会限制学生的课堂生成，学生只能跟着教师走，有控制的痕迹；过松就会导致自由散漫、左右出击的被动局面，并由此导致学习的低效和思维的浮浅。到底怎样做才是恰当的平衡？
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尊鲁迅塑像，那是我到上海讲《阿长与》之后鲁迅纪念馆的馈赠，此刻，先生正注视着我，我不知道我讲的课是否道出了先生的心声，最后只能感慨一句：道不尽的《孔乙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