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是思想交锋、学术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此时的大学兼容并包、百花齐放，这一点从当时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便可见一斑——既忧国忧民，又不乏开放思想。
1907年，已40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在以“实干精神”著称的“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研究。其间，蔡元培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均由教授会公选，每年更迭一次。并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而学生们从来没有因为校长的去留问题而出现状况和异议。回国后，蔡元培极力主张效仿德国大学的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并亲手起草了《大学令》。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而名震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所以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自己坐在房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说：“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所感动，接受了邀请。
就任北大校长后，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针对北大的现状，他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此举给北大吹来了最初的新风。
自1923年起，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曾讲道：我常说，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虽然也讲个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讲起个人总要联系说到家族和社会上去。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个人与社会同时并重。譬如双马车，定要两匹马步骤和谐，这车才能走得快利。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某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了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是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1934年，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这样说：人常说，学生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主人翁是享福的吗?主人翁是受罪的。我说过不知多少次，奴隶容易当，主人难当。做奴隶的，听人的调度，自己不要操心;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然而有思想的人，宁可身体不安逸，也要精神自己。你们都是主人翁，就得操心、就得受罪，你趁早把这一项打在你的预算里头吧。我们国难日深，然而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就怕自己不发良心、不努力。我快60岁了，我还干，一直到死，“哎哟，我还有一点气力未用。”我希望你们人人如此，中国人人人如此。学校30周年，而国难日深，所可幸者，国人已知回头，向我们这边来了。都要苦干、穷干、硬干。我们看国人这样，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志同道合，惧的是坚持不久，不管别人，我们自己还是咬定牙根去做。
1946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说：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一、提倡学术研究：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希望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地研究、独立地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的传统向来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的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而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同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
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的宗教信仰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每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
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曾写过《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