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讲一个典故：
在《韩非子》一书中“外储说左上”中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脱销。齐桓公十分愁闷，就问宰相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大王您想煞这个风不要紧，可以先自身脱下紫色服装来，然后对身后侍卫说：我非常讨厌紫颜色。如果这时再有穿紫颜色服装的进来，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先回去脱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讨厌紫色!”齐桓公说：“好，我一定照这个办法去做。”这样做了之后，齐桓公的左右近臣当天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这个小故事讲出了一个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广普通话也是如此。
从道理上讲，在说普通话这个问题上，学生不应该攀比教职员工，他们年龄大了，几十年的习惯难改，口齿不灵，反应迟钝。但实际上呢?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部分学生在瞅着教职员工，也可能有的教职员工在瞅着学校领导：你说我才说，你不说我也不说。大家试，如果上头的人在用普通话同你说话，你怎么好意思、又怎么敢用方言土语作出回答呢?
现在，绝大多数教职工和学校领导都在时时处处普通话，对同学们起到了极好的影响。我们学校每年两次举行教职员工普通话比赛晚会，就是向大家汇报这方面的成绩。但是，不用讳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普通话。那就让我讲讲自己说普通话的一点体会吧。
我胸前这个“推普先锋”的牌牌是和大家同一天戴的。同一天，大家全都自己申报，愿做推普先锋。但是，我们总不能像辛亥革命一来，人人把辫子一盘成为革命党;我们只要牌牌一挂，人人都是先锋吧?要名副其实，戴了就讲普通话。我自己普通话水平不高，也许是三四成，五六成，但必须讲，在讲的过程中提高。咱们要检查学生，谁不佩戴，或佩戴了不说，要扣分，要清理出“先锋队伍”。难道老师和学生应该两个标准吗?像我，出门赶集买菜，总不能走到学校大门口再戴上，那样岂不是弄虚作假吗?那就戴着上街，在街上逢着老熟人也讲。有的老朋友就问：“老张啊!你那个戴了个什么牌牌?你那个普是什么意思?”当我回答之后，他就说：“算了吧!趁早摘掉吧!另说了!”我对他说：“现在师范学校要求人人都讲，老师就得先给学生做出个样子。我还觉得，在办公室、教室讲普通话，回到家里又讲。谁知听了我的普通话，大女儿捂着嘴”嗤嗤嗤嗤“地笑：大儿子、小儿子则一声不吭，眉头一皱一皱地，意思是很遭罪，敢怒不敢言：老婆就大声喊：”哎哟----哎哟----饶了俺娘们吧!“她的意思是：”救救孩子!“当我坚持说下去的时候老婆竟然说：”可叫你难受死了，再说滚出去说!“----大家说说，我这个普通话的水平真那么差，到了”药死人“的程度?我说的不是还可以吗?那么，她这样打击”推普先锋“，该当何罪?什么罪也定不上，这叫做习惯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