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宫闱之变”,如何影响了云冈石窟第十一窟的雕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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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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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7 13:05
自文成帝复法之后，法门统昙曜高僧在弘扬佛法的云冈石窟兴建时期，可谓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它不仅主持营建了皇家工程云冈石窟，还奏请以昭玄寺替代了监福曹，完善了寺院管理机构，以及创设了僧祗户和佛图户，奠定了佛教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并且翻译出《付法藏因缘传》等佛教经典，为佛教的发展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魏书》中仅仅只有承明元年（476年）奏请设立僧祗户和佛图户一事后，便再也找不到关于他的文字记载了。关于他的结局，似乎成了谜一样的悬案。
自云冈石窟第十一窟发现《太和七年造像铭》之后，对于十一窟与前期石窟的造像风格以及布局的转变，似乎与昙曜主持期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个历史时间内，发生了北魏时期著名的献文帝与冯太后之间的“宫闱之变”。当时的昙曜是不是卷入其中呢？这一变故，对于云冈石窟后期的建造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先了解下当时的北魏政权。
当时的冯太后凭借诛杀独揽朝政大权的太原王乙浑后，开始了临朝听政。在文成帝驾崩后这段模糊的历史中，太原王乙浑何以能够位居于诸王之上，事无大小皆自作决断不在讨论之列，但很明确此后的北魏政权其实是在冯太后的掌握之中。
临朝听政也仅仅一年八个月之后，作为皇权继承人的献文帝拓跋弘便开始了亲政。亲政的契机是在公元467年的八月，献文帝的长子拓跋宏出世，冯太后“躬亲抚养，不听政事。”
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冯太后“罢令”去抚养长孙，也才十三岁的献文帝亲临主政，本身看其起来似乎就是一件很让人产生联想的事情。
在随后的四年亲政期间，少年皇帝作出一系列动作，几乎全都是冲着皇权。换句话说，就是北魏政权的两股势力在进行碰撞，所代表人物就是冯太后和献文帝。
可以肯定的是，年富力强的冯太后绝对不会痛快还政，而献文帝则迫切需要达到真正亲政的目的。双方开始了暗波涌动，激烈又复杂的斗争。
此时的高僧昙曜，作为文成帝时期的老臣，统帅全国的沙门统，正是站立于少年献文帝身边的人。献文帝在长子出生后，立即便把丈人李惠等外戚进爵封王，快速发展着自己的势力。而冯太后也没有闲着，找到了自己早年失落的兄长，也委以重任。
献文帝开始了严选举、废杂税、惩贪污等系列整顿，对冯太后的外戚势力进行清理，杀掉了冯太后所亲信的汉族宠臣数人。
史书并没有记载冯太后是如何反击的，从随后的事件完全可以看出，年少的献文帝远非睿智多谋冯太后的对手。
公元471年，也就是皇兴五年，才十七岁的献文帝居然提出禅位于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冯太后挟持储君，借助宗室力量来对抗。最终的结果不得不禅位于自己的四岁长子拓跋宏，自己成为了中国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虽然名为太上皇，但是依旧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希寄于继续培植势力等待儿子长大达到父子共同执掌朝政的目的。同年八月改国号为延兴，为孝文帝的第一个年号。
此后的皇权争夺达到了白热化。史书中的记载很模糊，但是两件事情上便可以看出当时的激烈程度。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十月，“太上皇帝大阅于平城”，他要干什么不言而喻了。随后不到一年，承明元年（476年）六月，冯太后“诏中外戒严”，八天后太上皇帝拓跋弘“暴崩”，时年二十三岁。
有一点值得注意，拓跋弘死后不久，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也就是说献文帝禅位时并没有给予封赐。献文帝周边的势力被相继被杀或处罪，其苦心经营的势力很快就被消灭光了。昙曜高僧自然也无法幸免于难。
冯太后于477年改年号为太和，开始了一系列方面的重大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
当时仍为全国沙门统的昙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顷因曜*济，遂废兹任”，“思远寺法师僧显......敕令为沙门都统。”“皇舅寺法师僧义......可都维那为光贤徒。”
而史书中多次记载武州山行幸之事也在太和七年（483年）后便成为绝唱，再也没有只言片语。但是却有连续不断行幸方山的记载，从公元480年到490年，几乎年年都有记载，直至490年九月冯太后去世十月葬于方山。
与之所对应的，是云冈石窟第十一窟的《太和七年造像铭》，以及十一窟布局的杂乱。来自一般信徒士大夫阶层的供养小规模龛像大批出现，中心塔柱未完工等。意味着太和七年八月，第十一窟的建造计划已经遭到了破坏和阻隔。但是在这一年的五月，孝文帝最后一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昙曜高僧地位的丧失，云冈石窟作为皇家石窟的等级便转为民间工程的大众石窟了。
故而在同时期建造的11-13窟内，来自民间和僧侣的补刻龛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到了石窟之内。
作为间接证明的，是近年发掘的太和十五年营造的北魏明堂遗址，其所用建筑石材，居然有可能是从云冈石窟第三窟切割而来。
在昙曜高僧失去地位后的云冈石窟，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已经沦落为石料场的地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