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黄金运台后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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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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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1 00:09
1949年*黄金运台后的去向 1949年前后，蒋介石下令将四批总值70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1949年*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他写的《黄金秘档:1949年*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评为有关黄金运台的“最详尽客观之作”。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笔者回担任短期访问教授。留台期间，在先父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这是40多年前笔者留美时，为筹措旅费，先父向经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当时合美金1500元)。看到这张借条上印有“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并批有“奉准照借”四个字。笔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把借条拿回。 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章时，担任“*局”主计室主任。据他说，签批“奉准照借”当然是奉蒋经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这张借据，是先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父亲当时刚从联勤副总司令退伍(全部退役金才10万元新台币，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这是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窘态。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军、公、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电话长谈中得知，赵志华于1949年-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100人。大家都没有薪水，每个月夏功权到宁波市银行去“借”伙食费。随从人员生活很苦，赵志华说:“三餐只有酸菜、毛豆等蔬食下饭。偶尔大家吃点荤肉，就挨总裁骂。”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复兴岛)前后，曾得毛人凤“赒济”银圆4万块。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即先父)为我们带了银圆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49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1950年1月，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堪玩味:“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迭，嘱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关键在于这迭账单究竟是谁的？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3月才复职，经国出任国防部总*部主任才有*公职)；如果是总裁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先父不是搞*的人，换个人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有何不可解呢？也是明知故问的，要站稳脚跟，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还没有建立此制度)，陈舜畊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总裁办公室”，他们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没有大吃大喝，其实是十分清苦，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早年*宣传的蒋介石，是一个*集团的中心。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总统府”的“小金库”。在50年代，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总统府”总有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Robert K.S.Lin，17-1969，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蒋“总统”为公家的支出。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著《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细一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王永涛就是王逸芬，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处。当然，台北收支处的*有些特殊，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1960年以少将退伍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在1987年报禁开放前夕，报载王的家人想出价2亿新台币卖掉，当时记得有人愿出1亿来买(那也有300万美金)，但没谈成，后来不到半载，报禁一开，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 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位少将收支*，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惕吾的“重要幕后金主”？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父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逸芬(永涛)*: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警备司令部军需*，调往，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80万两黄金(按:有误)、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习文写的王逸芬变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或许已认定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也少得离谱。［按: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早十多年前(1996-1997)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但还是没有说清楚，王逸芬怎么会让王惕吾感恩戴德是他“恩人”。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一书所述，1947年底，彭孟缉于“228事件”之后向*建议: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俞济时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由于*情势恶化，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附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钟就是王惕吾，“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突于49年5月下令:将王瑞钟上校调为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奉曾上校接任。 但官邸人马除了蒋总裁、俞济时，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乎演成兵变。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人就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联勤总部(按:即财务署内)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才能开启进入内部，彭孟缉虽派了很多情治人员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但毫无下落。 所幸，陈诚这道干犯官邸人事大忌的调职令发布第二天，蒋总裁即飞抵澎湖马公，俞济时(是总裁办公室主任)面告紧急求见申诉的王瑞钟:“再忍耐，老先生很清楚”。同年6月，王瑞钟调任高参的命令只发布了一个月，即又改为:升任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一场卡位的明争暗斗大戏，但亦赤裸裸地预告了王惕吾在军中求取发展的末路…… 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南京大*》］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巡视的蒋总裁看到，总裁大为光火，立即用红笔在报纸上批示:“如此社论！如此荒谬！”并且交代陈诚必须停刊惩处。据了解内情者指出，当时蒋表示:“如果那是别人办的报纸，我可能没办法处理，但是‘民族报’是我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我就用家法处理！”于是创刊仅三个月的“民族报”于同年8月宣告停刊。 ……但何以蒋总裁看了社论后竟会脱口表示:“民族报”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呢？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 这100根金条一定是10两重的“大条”，那就是1000两，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不可能是“央行”国库黄金。习没分别清楚“央行”与财务署黄金的区别。先父命王逸芬保管的是财务署的军费黄金，属于第二至第四批；有别于第一批260万两的“央行”国库黄金。 ……“民族报”*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公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先生同意复刊之后。 ……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圆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也正是岌岌可危，*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用的黄金的主意。背景则是高层的争权夺利，岂不令人浩叹？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没经过他顶头上司我父亲的核准，岂敢动用，其实俞济时一定得蒋介石指示先父给的。但若仔细一想，也不一定。为什么？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黄浦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会尊重父亲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 以上习、叶所说如属实的话，《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即使在今日也是个大数目。联合报系今天当然不在乎这笔钱，是否考虑拿出这笔钱来回馈两岸，捐作下文提到的“黄金教育基金”的种子钱(seedmoney)，加不加利息，就让继承王惕吾遗产的后代来决定了。从另一角度看，《联合报》也应属于*的“党产”。但是追究这个“党产”的人，应该是两岸的老百姓。当然，有一小的可能性是，这数千两黄金是支出自蒋存在财务署的那4200两私人的“特种保管款”，这也许是蒋为什么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原因。但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财务署到1961年还存有黄金6000多两，应含这“特种保管款”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