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训诂义疏之学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12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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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15 05:49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训诂义疏之学达到了新的高度。

张揖和郭璞是这一时期的两位杰出训诂学家。张揖，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博士，编纂了汇集古书词语和古训的《广雅》，扩充《尔雅》之不足，被誉为《广雅》。他编写的《古今字诂》和《难字》虽已失传，但其贡献不可忽视。郭璞，东晋时的弘农太守著作郎，他的《尔雅注》和《方言注》尤其重要，他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诠释雅言，对《尔雅》中的形貌、功能等解读清晰，《方言注》则开创了以晋方言解释古代方言的新方法。

社会动荡时期，语言变化，古书词义深奥，注释蔚然成风。儒家经典如《易》、《书》等，以及其他古籍如《史记》、《老子》等均受到注释，训诂之学得以传承。宋代以后，“义疏”体出现，如皇侃的《礼记义疏》、《论语义疏》，受佛教“讲疏”影响。字书和辞书在此时大量增加，反映了词汇扩展和文字复杂性的变化，如吕忱的《字林》、何承天的《纂文》等。

隋唐时期，训诂学继续发展，陆善经的《昭明文选注》、李善的《文选注》以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都注重对文字的字音、通借和出处的注释，形成新的注释风格。经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书籍也多有注释，如《荀子注》、《南华真经义疏》等，体现了当时对训诂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

唐代，音义书类繁多，如《经典释文》、《大唐众经音义》等，汇集了大量古代训诂资料，对研究前代语言学有重大价值。这些书籍不仅注音，还涉及字义，反映了语言的演变和口语化趋势。敦煌石窟中的《字宝碎金》和《俗务要名林》等珍贵材料，为训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汉语训诂学，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训诂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古字古义，后来用作解释词语的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