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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平
作者:佚名
早年生活
吴澄出身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据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和虞集《吴公行状》记载,其祖父吴择为人宽厚,不屑细务,擅长于诗赋写作,又粗通天文星历之学。父亲吴枢性格温纯,对人诚实谦让,与世无争;平日乐善好施,热心帮助他人。有一年,其乡瘟疫流行,医生惧怕疾病传染,居然不敢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灾日益严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卧床不起。吴枢眼看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他遍寻民间秘方,连日上山采集药草,亲手煎成汤药,挨门挨户送给病人服用,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许多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乡里有些穷人死后无钱办丧事,吴枢便慷慨解囊,尽力周济。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吴枢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贯关心和同情穷苦人家,终生以助人为乐,由此深受乡里人尊敬和爱戴。这个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家庭,对吴澄的一生无疑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吴澄诞生了。他从3岁开始,颖异日发,与一般儿童迥然不同。当时,祖父特别喜欢他,经常教他读一些古诗,几乎随口便能成诵。祖父见他悟性甚高,更加钟爱。日复一日,吴澄渐渐可以背诵好几百篇古诗,家里人无不为此而感到莫大高兴,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母亲游夫人曾带着他去邻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见到吴澄十分可爱,便送给他一些钱币和水果。吴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谢,随即收下了这些礼物。过了一会儿,他想到老奶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实在不应该接受老人家赠送的礼物。于是,他满怀内疚,悄悄把钱币和水果放还老奶奶家里,才跟随母亲默默地离开了邻村。
宝祐元年(1253),吴澄刚刚进入5岁。家里人从外地聘请了一位老师,专门为吴澄授课。在老师的教导下,吴澄愈加颖敏异常,读书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牢记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专务学习,勤奋不懈,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母亲游夫人担心儿子过分勤学会损伤身体,引发疾病,便定量供给吴澄读书所用灯油,只许他读至半夜时分,适可而止。吴澄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嗜书如命,哪能忍受母亲这种约束,于是暗地到街市买回一些灯油,以满足自己熬夜读书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亲规定的时间熄灯,等到母亲就寝以后,又悄悄燃灯苦读,并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遮蔽起来,避免母亲发觉。
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五经”(《诗》、《书》、《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诵,而且还学会了做诗,又能写作进士赋。9岁那一年,他几次参加邻邑课试,都是名列前茅。
宝祐六年(1258年),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1261),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1263),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穷究五经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囗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
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草庐学说
朱熹的学说对吴澄影响很大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高考文言文http://www.zhao-kao.com/1-gaokao-gkwyw-p_0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吴澄的所谓“气”具有实体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质料。这种认识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
然而,吴澄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将宇宙本原另属之于“理”和太极。对于气与理的关系,吴澄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问性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不可分割。
关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为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无增无减,无分无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这种宇宙观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高考文言文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心性说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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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吴澄传
【原文】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蜓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元贞初,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归。未几,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
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澄一夕谢去,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俾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至治三年(1323)英宗驾崩,泰定帝即位。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诏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迁奉,而国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议之。澄议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为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递迁,其庙之宫,颇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亦仿金、宋,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时澄已有去志,会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居数月,《实录》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国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罢,即出城登舟去。中书闻之,遣官驿追,不及而还,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不忍重劳之,宜有所褒异。”诏加资善大夫,仍以金织文绮二及钞五千贯赐之。
澄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弱冠时,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学。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长子文,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当,自有传。
【译文】
吴澄字幼清,是抚州崇仁县人。他的高祖吴晔,开始居住在咸口里,在华盖山、临川山两座山之间,(擅长)望气的方士徐觉说那个地方应当会出现不寻常的天才。吴澄出生前的一天傍晚,乡里的父老看见有一股奇怪的烟气降到他家,邻居家的老妇又梦到有一个动物蜿蜓盘旋着降到他家旁边的池塘中,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而这时吴澄出生了。三岁时,一天比一天聪明,教给他古诗,随口就能背诵。五岁时,每天学习一千多字,(总是)从夜里读书到第二天早上,母亲担心他过于勤奋,就节用读书照明用的灯火,不多给他。(但是)吴澄等到母亲就寝后,又燃灯读书。九岁时,与其他子弟参加乡校考试,吴澄常常名列前茅。长大*以后,对于《经》、《传》都学习精通,特别知道在圣贤之学上用力。曾经参加进士考试,未考中。
至元十三年(1276),人民刚归附蒙古,各处盗贼兴起。乐安人郑松邀吴澄避居于布水谷。于是吴澄在那里作成《孝经章句》,并校定了《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仪礼》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令到江南访求贤才,吴澄被荐选至京城。不久,因为母亲年老辞职南归。程钜夫奏请朝廷将吴澄所著各书置于国子监,以供诸生学习,朝廷派有关*到他家抄录其著作上报。元贞初年(1295),吴澄游学于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将他迎接到郡学,每日听他讲经论史,记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属官元明善以擅长文学自负,曾经与吴澄讨论《易经》、《诗经》、《尚书》、《春秋》诸经典的深刻内涵,赞叹道:“同吴先生谈论学问,如同探索深渊大海一般,深不可测。”于是终身对吴澄行师长之礼。左丞董士选把吴澄请到家中,亲自(为他)操持饮食,说:“吴先生是天下少有的士人。”他入朝为官后,举荐吴澄有远见卓识,朝廷提拔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当地官府多次敦请,过了很久吴澄才去赴任,而代替他的*已经到任,吴澄当天就南归。不就,又任命他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任职三个月后,又推托有病而离职。
至大元年(1308),朝廷征召他为国子监丞。在此之前,文正公许衡做国子监祭酒,开始用《朱子小学》等书教授国子监生,过了一段时间,逐渐变得有失陈旧了。吴澄到任后,每日早晨在堂上点上蜡烛,国子监生按次序接受学业,下午太阳偏西,吴澄就退居日常居所,但是拿着经书来向他请教疑难的人,接踵而至。吴澄根据学生的天赋,反复讲解,循循善诱,常常直到半夜。无论寒暑都不改变。
皇庆元年(1312),吴澄升任国子司业,用程纯公(程颢)《学校奏疏》、胡文定公(胡安国)《六学教法》、朱文公(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为教材。教学分为四科:一是经学,二是行实,三是文艺,四是治事。但这套教学计划没来得及推行。他曾经对学生说:“朱子(熹)主要是在探求天理中得到学问,而陆子(象山)则以静心修养德性为主。如果求学不以德性修养为本,则其中的弊端是必然偏重于语言文字的训诂的末学,所以做学问必须以德性修养为根本,这差不多是对的。”(所以当时)有人就把吴澄归到陆象山学派,这不符合许衡尊信朱子之本意。然而(这些议论者)也并不知道陆、朱之学是怎样的。后来吴澄辞司业之职离开了,从学的国子学生中,有不少不告假也随先生南行的。不久,朝廷又授予吴澄集贤直学士之职,特别授予奉议大夫之职,让他乘驿车到京城,(但当他)走至真州时,疾病发作,没能到达京城。
英宗即位,破格提升吴澄为翰林学士,进升官阶为太中大夫。在此之前,有圣旨要求搜集善本书籍,并加封黄金封面,刻印佛教《藏经》。皇帝在上都,派左丞速速传诏令吴澄作序,吴澄说:“主上抄写佛经,(如果是)为百姓祈福,是非常盛大的义举。如果是用来祭奠,这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了。福田护佑百姓利益,虽然是人所乐意听闻的,但轮回之事,那些研习这一学问的人,也许有不说的。不过认为为善的人,死后就会向上*,其中最高的则会与日月齐光;作恶的人,死后就会向下沦为污秽,其中最低的就会与沙虫同类。那些不法之徒就假造荐拔之说,来迷惑世人。如今列为神圣的神灵,上同日月,哪里用得着荐拔!再说建国以来,凡是抄写佛经祭奠的事,不知道有几次了。如果未见效,这就是没有佛法了;如果已经见效,这就是诬蔑他的祖上了。撰写文辞,不可以给后世的人看,请等皇帝回京后再上奏此事。”适逢皇帝去世,此事也就罢了。
至治三年(1323),英宗驾崩,泰定帝即位。泰定元年(1324),刚开设经筵,首先任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年时,诏命修建太庙,议论者常见同堂异室之制,于是修建了十三间祭室。(但是)没来得及迁祀,而国家出现大变(指皇帝驾崩),有关*对诸位皇帝的排列次序有疑问,朝廷命令共同评议此事。吴澄提议说:“世祖统一天下,全都考定古制而推行。古代天子有七庙,每一座庙都各自为宫,太祖在中间,左边三座庙为昭,右边三座庙为穆,昭穆的神主,各自按次序依次提升,其庙的宫室,很像现在的中书省的六部。设立省部,也是仿照金、宋的官制,怎么能因为宗庙排序就不考定古制呢!”负责的*急办成此事,最终还是按照原来的次序做了。当时吴澄已经有了去职的想法,适逢(朝廷组织)修纂《英宗实录》,命吴澄主持此事。几个月后《实录》修成,尚未进呈,吴澄就称病请求不再任职。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在国史院赐宴,仍然向吴澄表示朝廷挽留之意,宴会结束后(吴澄)就出城乘舟而去。中书闻讯,派*骑驿马追赶他,未追上回来了,(许师敬回朝)奏告皇帝说:“吴澄是国家的名儒,朝廷德高望重的老臣。现在请求告老还乡,朝廷亦不忍使他过于操劳,应该(对他)有所特别褒奖。”于是诏令加赠吴澄为资善大夫,并赏赐两匹金织的华丽丝织品和五千贯钱。
吴澄身体好像弱不胜衣,端坐拱手,气度超迈,回答生员的提问勤勉不倦,(常常能够)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吴澄20岁时,曾经著书论说:“道的本源出自天,神人和圣人继承了下来,尧舜以上,是道的“元”;尧舜以下,属于道的‘亨’;孔孟及其儒家,是道的‘利’;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颐)、张载、朱熹的宋代理学,是道的‘贞’。分开来说,在上古时代,伏羲氏、黄帝是道的‘元’,尧、舜是道的‘亨’,大禹、商汤是道的‘利’,文王、武王、周公是道的‘贞’吧!在中古时代,孔子是道的‘元’,颜渊、曾子是道的‘亨’,子思是道的‘利’,孟子是道的‘贞’;在近古时代,周敦颐是道的‘元’,二程、张载是道的‘亨’,朱熹是道的‘利’,谁是今日道的‘贞’呢?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道统就此终于不能继承下去了吗!”他很早就这样以继承传统文化思想道统为己任。所以他无论出仕入朝为官,还是隐职在家,凡是他所经过的郡县,(那些)士大夫们都(争着)迎请他去教育自己的子弟。而四面八方之士人不远千里,不畏艰险来向他求学的,常常不下成千上百人。平时稍有闲暇就著书立说,直到生命将尽,仍不搁笔。他对于《易经》、《春秋》、《礼记》,都各有自己的解释和著作,(而且)都能破除以前一些穿凿附会的注释,来阐发书中的深刻道理,条分缕析,见解精到文笔简洁,见识卓越,成一家之言。著有《学基》、《学统》二篇,使学者明了做学问之根本和求学的顺次,循序渐进,(他的学术思想)尤其得益于邵雍的学说。他还校订了《皇极经世书》,又校订了《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
起初,吴澄所居住的地方有数间草房,程钜夫为之题名为“草庐”,所以求学的人称吴澄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1330),朝廷因为吴澄是退休的著名卿大夫,特意任命其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他)就近奉养父亲。第二年(天历四年1331)六月,吴澄得病,(当时)有一颗大星坠落在他家房舍的东北方向,吴澄就病逝了,享年85岁。朝廷加赠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为临川郡公,赐谥号“文正”。
他的长子吴文,终官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吴京,终官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他的孙子吴当,在《元史》上有本传。
【注释】
1、异人:不寻常的人;有异才的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晋陆机《辨亡论》上:“异人辐凑,猛士如林。”唐杜甫《过郭代公故宅》诗:“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卢子由,武林人。聪明博奥,间世异人,医道迥出寻常。”
2、颖悟:聪明;理解力强。《晋书·王戎传》:“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明徐渭《陈山人墓表》:“山人生而颖悟绝群,年十余,已知好古。”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因教之读,颖悟非常。指示一过,无再问者。”
3、膏火:照明用的油火。南朝梁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心如膏火,独夜自煎。”宋苏轼《上元夜》诗:“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明陈汝元《金莲记·重贬》:“相逢顷刻时,离情又催,心如膏火有谁知。”清方文《穷冬六咏·无油》:“坐不惜膏火,愁随更漏长。”特指夜间读书用的灯火。因亦借指勤学苦读。唐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宋苏轼《送蜀僧去尘》诗:“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念秧》:“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图竟落孙山。”
4、掾:属官。
5、日昃:太阳偏西,约下午二时左右。《易·离》:“日昃之离,何可久也?”三国魏曹植《杂诗》之三:“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宋曾巩《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昼而访问至于日昃,夕而省览至于夜分。”清陈梦雷《华严岭》诗:“日昃下层冈,遥遥度阡陌。”
6、燕居:(1)退朝而处;闲居。《礼记·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郑玄注:“退朝而处曰燕居。”《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司马贞索隐:“燕谓闲燕之时。”宋苏轼《四菩萨阁记》:“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清沈初《〈西清笔记〉自序》:“入春雨雪匝旬,燕居多暇。”(2)闲居之所。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之一:“假欲崇饰燕居,储备赐与,天子之贵,宁忧乏财?”明宋濂《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住持仁公塔铭》:“别筑燕居于寺之西麓,曰潜庵,将有终焉之志。”《儿女英雄传》第二九回:“南一间算个燕居,北一间作为卧室。”
7、谒告:请假。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三》:“沆乃谒告,携即时替沆官。”《宋史·常楙传》:“与庙堂议事不合,以疾谒告。”明归有光《戴素庵先生寿序》:“会予以贡入太学,而先生犹为弟子员。又数年,乃与吾父同谒告而归也。”
8、进阶:进升官阶。晋潘岳《闲居赋》序:“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唐韩愈《平淮西碑》:“丞相度朝京师,道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是其时将军为提督进阶,非实有其官也。”
9、追荐:(1)诵经礼忏,超度死者。唐宗密《盂兰盆经疏》上:“搜索圣贤之教,虔求追荐之方。”《水浒传》第六十回:“寨内扬起长旛,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晁天王。”(2)泛称追悼、祭奠。郭沫若《南冠草》第四幕:“自辽阳战役以来,一切为国捐躯的忠臣烈士、寡妇孤儿,你们都来享受我的菲薄的追荐!”
10、犹或:或许;也许。
11、高明:指天;上天。《书·洪范》:“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孔安国传:“高明谓天。”《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文选·谢庄〈月赋〉》:“臣闻沉潜既义,高明既经。”吕延济注:“沉潜,地,故称义;高明,天,故称经。”
12、荐拔:推荐提拔。《隋书·炀帝纪上》:“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三》:“卫公惊喜,垂涕曰:‘大门官,小子岂敢当此荐拔。’”清严有禧《漱华随笔·李梅崖》:“昔魏环溪先生曾叨荐拔,而未尝称为师,若于公有异,恐无以见魏公地下,故敢如此。”
13、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宋沈作喆《寓简》卷二:“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元史·吴澄传》:“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明焦竑《焦氏笔乘·经筵面奏》:“我朝经筵日讲,非徒辩析经史,为观美也;谓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二:“康熙十年二月,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为讲官,知经筵事。”
14、习见:常见。《后汉书·黄琼传》:“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晋郭璞《〈山海经〉序》:“夫翫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车户李旺行了多日,习见匣子沉重,晓得是银子在内。”
15、同堂异室:即同祀、合祀之制。清代太庙中殿在内部分有十七个小隔间,每间供奉一代帝后,即所谓“同堂异室”,隔间内设置有神龛,龛内供奉帝后牌位,左边陈设有帝后的玉册,右边陈设有帝后的玉宝。在隔间外置有宝座,数目与龛内牌位数一致。至清亡时,中殿内尚有六个隔间尚未使用。
16、大故:重大的事故。多指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祸患,如灾害、兵寇、国丧等。《周礼·地官·小司徒》:“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郑玄注:“大故,谓灾寇也。”《汉书·匈奴传下》:“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颜师古注:“大故,谓国之大丧。”宋欧阳修《与富文忠公书》:“朝廷新有大故,时事多艰。”明张居正《杂著》:“虽历命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宴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
17、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父曰昭,子曰穆。”汉桓宽《盐铁论·忧边》:“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元年》:“此事亦不难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于伯字行中选择,庶昭穆顺序。”这里指墓地葬位的左右次序。《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郑玄注:“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明方孝孺《孝友庵记》:“见伯鱼、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孙咸祔其则。”或指古代祭祀时,子孙按宗法制度的规定排列行礼。《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清昭连《啸亭杂录·国初尚右》:“祭神仪神位,东乡者为尊,其余昭穆分列,至今犹沿其制。”
18、集议:共同评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顷岁驳放秦埙等科名,方集议时,中司误以‘驳’为‘剥’。”清昭连《啸亭杂录·醉公》:“东宫虚位,圣祖命诸臣集议。”
19、混一:亦作“混壹”。齐同;统一。《战国策·楚策一》:“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汉书·翟方进传》:“同律度量,混壹风俗。”《晋书·谢安传》:“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明罗贯中《风云会》第三折:“天下虽未混一,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义 人至今推混壹全国之功,必曰喀君。”
20、递迁:顺次提升。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周(周弁)田(田子华)皆以*著闻,递迁大位。”宋欧阳修《论班行未有举荐之法札子》:“臣伏见朝廷选任百官,文武参用……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并无贤愚分别,一例以年岁递迁。”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七章:“其尤者则拔迁农曹各司,但其长式则必以学士、工师出身为之,可递迁为公*各洲分*农部官。”
21、旧德:指德高望重的老臣。汉蔡邕《焦君赞》:“惜哉朝廷,丧兹旧德,恨以学士,将何法则。”《三国志·蜀志·杜微传》:“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晋书·何曾传》:“可谓旧德老成,国之宗臣者也。”
22、褒异:特别褒奖。
23、文绮:华丽的丝织物。《六韬·盈虚》:“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三国志·吴志·华覈传》:“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南史·循吏传序》:“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明史·太祖纪三》:“壬申,罢天下岁织文绮。”
24、气融神迈:气度超迈。
25、亹亹(wěi):勤勉不倦貌。《诗·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汉书·张敞传》:“今陛下游意于太平,劳精于政事,亹亹不舍昼夜。”宋叶适《故宝谟阁待制知平江府赵公墓铭》:“若夫兢兢于道德之意,而亹亹于事物之实,则前辈所难能也。”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
26、涣若冰释:即涣如冰释。指茅塞顿开或豁然开朗。现多形容疑虑、误会、隔阂等完全消除。唐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要序》:“盖弘道以周物,阐幽以致用,内外相济,始终相发,其文约,其旨明,累如珠贯,涣若冰释。”
27、洙、泗:洙水和泗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省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时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礼记·檀弓上》:“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后因以“洙泗”代称孔子及儒家。南朝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弘洙泗之风,阐迦维之化。”唐卢象《赠广川马先生》诗:“人归洙泗学,歌盛舞雩风。”宋叶适《宋厩父墓志铭》:“余尝考次洙泗之门,不学而任材者,求也。”明陈汝元《金莲记·构衅》:“接洙泗之渊源,拟荷千秋之担。”清谭嗣同《仁学》一:“其在上者,亦莫不极崇宋儒,号为洙泗之正传。”
28、邹、鲁:(1)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后因以“邹鲁”指文化昌盛之地,礼义之邦。清钱谦益《河南河南府永宁县知县孙志元授文林郎制》:“具官某服邹鲁之遗教,作江汉之名儒。”(2)借指孔孟。
29、濂、洛、关、闽:宋代理学的四个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关中张载;“闽”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明李贽《德业儒臣前论》:“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
30、执业:指捧书求教,犹言受业。《后汉书·桓荣传》:“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
31、指不畏艰辛到外地求学。蹑屩:穿草鞋行走。《史记·孟尝君列传》:“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文选·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高人何点,蹑屩于钟阿;徵士刘虬,献书于卫岳。”李善注:“《高士传》曰:何点常蹑草屩,时乘柴车。”负笈:背着书箱。形容所读书之多。汉桓宽《盐铁论·相刺》:“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诵诗书负笈,不为有道。”马非百注释:“负笈,背着书箱。这里‘负笈’与‘满箧’对文,是说所读的书多得要用所背的书箱来计算。”又指游学外地。《后汉书·李固传》“常步行寻师”李贤注引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
32、传注:指注释经书的文字或著作。
33、卓然:卓越貌。汉刘向《说苑·建本》:“尘埃之外,卓然,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游神也。”
34、耆老:特指致仕卿大夫。《礼记·王制》:“耆老皆朝于庠。”郑玄注:“耆老,乡中致仕之卿大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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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自幼聪敏,三岁能诵读古诗,五岁每日受课千余言,读书通宵达旦。母亲怕他勤奋过度,不让他多读.澄候母亲就寝后,又燃灯读书.九岁与其他子弟参加乡校考试,吴澄总是名列前茅。长大*之后,学习经、传,致力于圣贤之学,曾参加进士考试,未中。
至元十三年(1276),人民刚归附于蒙古,各处盗贼兴起,社会尚不安宁.乐安郑松邀他避居于布水谷.吴澄在那里著《孝经章句》,并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戴记》、《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至江南求贤,吴澄被荐选至京师,但不久因母病辞归.钜夫奏请将吴澄所著各书置于国子监,以供诸生学习.元贞初年(1295),吴澄游学于龙兴时,按察司经历郝文迎他于郡学,每日听他讲经论史,记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元明善,常以文学自负,但听了吴澄讲解《易》、《诗》、《书》、《春秋》诸经典的含义之后,不禁赞叹道:“同吴先生谈论学问,如同探索大海一般,深不可测.”遂终身拜吴澄为师.左丞董士选把吴澄请到家中,亲自敬茶奉饭,极力向朝廷推荐,说他道德文章都优于常人.朝廷擢引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当地官府多次敦请,方去赴任,但不久辞职南归.以后又任命他为江西儒学副提举,到职仅三个月,又因病离去.
至大元年(1308),朝廷召他为国子监丞.在此之前,许文正公衡为国子监祭酒,以《朱子小学》等书教授国子生.吴澄到任后,每日清晨向学生授课.在下午休息期间,来向他请求解答《经》书中疑难者,接踵而至.澄根据学生的才能,反复讲解,循循善诱,直到深夜.无论寒暑都是如此.
皇庆元年(1312),升吴澄为司业,以程纯公(程颢)《学校奏疏》、胡文定公(胡安国)《六学教法》、朱文公(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为教材.教学分为四科: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但这套教学计划未能实施.他常对学生说“:朱子(熹)主要是在探求天理中得到学问,而陆子(象山)则以静心修养德性为主.如果求学不以德性修养为本,则必然偏重于语言文字,舍本逐末.若以德性修养为本,那就可望获得许多知识.”所以有人认为吴澄属于陆象山学派,违背许衡尊信朱子之本意.然而,这些议论者也并不知陆、朱之学是什么.吴澄辞司业之职而去,从学诸生中,有人不告假也随先生南行.不久,朝廷又召澄为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催促迅速回京.但行至真州,因病不能继续前往.
英宗即位,越级提升吴澄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至治三年(1323)英宗驾崩,泰定帝即位,设经筵,首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王圭、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朝廷修纂《英宗实录》,命吴澄主持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尚未进呈,澄称病请求还归故里.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于国史院,向吴澄表示朝廷挽留之意,吴澄坚持不肯,宴罢立即出城乘舟南下.中书闻讯,派*追赶,终未追上,回朝奏告皇帝说:“吴澄是我朝名儒,德高望重的老臣.今告老还乡,朝廷亦不忍使他过于操劳,应该嘉奖才是.”于是,诏令加吴澄为资善大夫,赐金织文绮二件及钞五千贯.
吴澄诲人不倦,对于别人提出的疑难,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解答,直到明白为止.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自己系统的见解,认为从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孟、周敦颐、二程、张载直到朱熹,是一脉相承,以后还要继承发展.他自青年时代就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己任.无论入朝为官还是隐退归家,凡所经过的郡县,其士大夫们都争着请他去教育子弟.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向他求学者,常不下千百人.平时稍有闲暇,即著书立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方才搁笔.对于《易》、《春秋》、《礼记》都有自己的解释,破除以前注释中穿凿附会的陋习,阐发书中深奥的道理,条理分明,文笔简洁,见识高超,成为一家之言.著有《学基》、《学统》二篇,使学者明了做学问之要本所在,懂得求学的途径,循序渐进.他的学术思想,尤得益于邵雍的学说.他还校订了《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
吴澄故居有草房数间,程钜夫为之题名为“草庐”,因此学者称吴澄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1330),朝廷因吴澄年事已高,特任命其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就近奉养.天历四年,吴澄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朝廷赠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