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山东”、“山西”的称谓，那么这个称呼是指今天的山东、山西省吗？

山东、山西是今天的两个省，按理来说，它们应该以“山”为界分东西。

但是翻开地图，我们却发现山东、山西之间却隔着河北省，它们之间并没有像河南、河北那样以黄河为界；也没像湖南、湖北那样以洞庭湖为界。

古代的山东、山西，原来并不是指现在的地理位置。

古代的山东、山西确实以山为界，提及往日的山东、山西，还需要从“关中”说起。

山东与关中的联系

关中得名于“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势，八百里秦川，三面环山，一面为河，山河之间形成的交通道路，险要地带即成关口。

关中，就是一处被众多关口包围其中的地带。

在众多关口中，通向东方的函谷关最为重要。

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境内，是一处夹在黄河与崤山（在河南洛宁县北）之间的狭窄孔道，南面为崤山，北面为黄河。

大约在商周时期，这山河之间的险要地带就设置了关口。

函谷关设关之后，成为东西往来的必经关隘，而且由此界分出了关东、关西，以及山东、山西。

若以函谷关为界，关口以东地带为关东，关口以西地带是关西；若以崤山为界，崤山以东为山东，崤山以西为山西。这是古时候山东、山西的由来。

关中示意图

就地理范围而言，函谷关与崤山对应，关东与山东对应，关西与山西对应，因此，在古人的称谓中，关东、关西，或山东、西，两者之间对应的地理空间是等同的。

古人说的山东都是包括哪些地区呢？

以今天的各省行政划分，山西、河南、山东的全部，以及河北的大部分都在其中。

而那时候的山西则指关中地区，即今天的陕西省中部。

那时候界分山东、山西的山是崤山，《史记》中曾这样写道：“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兵攻秦。”这里提及的山东六国，指的就是位于崤山以东的六个国家。

指的是战国七雄中除秦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

而《汉书》中总结说：“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

白起，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家乡在郿县，郿县在关中，属于陕西。

崤山与函谷关的对应关系，往往在古人话语中体现为“崤函”并列使用，贾谊《过秦论》开篇之处的“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古人把山东、山西在地理空间上成东西并列，但事实上这两片土地大小差异悬殊，山西所在的关中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而山东则是天下核心所在，正是如此，从关中通向东部的函谷关在众关之中最为重要，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也最多。

函谷关

孟尝君是齐国负有盛名的贵公子，一次他出使秦国，秦昭王和手下早就听说孟尝君是个贤才，见到孟尝君后立刻确认，这孟尝君确实是一个极富才华与智慧、卓尔不凡的人物。

有人建议秦昭王，这样一个人物，不能轻易放回去，不然对秦国是个重大威胁。

昭王一想，有道理，如果他回到齐国，为齐王所用，一定对秦造成威胁。

孟尝君就这样被软禁起来。

那时候的贵公子都有一种习惯——养很多门客，门客们有各种各样的技能，比如有人善武，有人善写，在这些贵公子或政治人物有需求的时候，发挥他们的作用。

被困于关中咸阳的孟尝君目前就面临这样的需要，有门客出主意说，秦昭王身边有一个宠姬，如果能说动她，给秦昭王吹吹枕头风，问题就解决了。

孟尝君去拜会这位宠姬，女子答应得很痛快，但有一个条件，她说，你见秦王的时候，送给他那件白狐袍子我很喜欢，你再给我一件，我就给你说好话。

但孟尝君就带了一件白狐袍子，没有第二件，这怎么办？

这时，门客中的一位挺身而出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这门客就是古代版的“鼓上蚤时迁”，擅长盗窃，于是悄悄潜入秦宫，把孟尝君送给昭王的袍子偷了出来，做由孟尝君献给那位宠姬。

果然，一切如愿，秦王决定放孟尝君回齐国。

孟尝君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赶紧获取出关公文，连夜向东边的函谷关奔去。

走到函谷关的时候，还是大清早，天还黑着，按规定守关将士要天亮鸡叫时才开关门放行，怎么办？

孟尝君很着急，他怕秦王反悔。这时候，他手下门客中又有一人站出来，此人会学鸡叫，相当于今天的口技。

果然，他那几声鸡叫学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就连周围的鸡也随之叫了起来。

守关的将士听到鸡叫以为即将天明，就把城门打开了。

孟尝君一行冲出关门，一路狂奔。不出所料，孟尝君离开函谷关不久，秦王就反悔了，但这时孟尝君已经离开了秦国地界，追兵只能无功而返。

这就是《史记》中记载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这类微末的历史故事被载人史册，函谷关的存在也因而被后人所知，估计这就是史学家司马迁为凸显函谷关的重要性，故意用这样的故事来宣传的。

古代谋略家是怎样看待“山东”的？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是这样分析天下形势的！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逐渐取得了好成绩，刘邦打算把都城建在洛阳，他想和东周的繁荣比“美”

还是小官的齐人娄敬穿着布衣去见刘邦。

刘邦接见了娄敬，娄敬对刘邦说：“陛下建都洛阳，是想和周朝比隆盛吗？”

刘邦说“对呀。”

娄敬说：“陛下获取天下与周朝不同，周朝从后稷开始到文王已有十几代的积累，而洛阳的地势呢，是有德则利于称王，无德则容易灭亡。所以周朝鼎盛之时，天下归心；等周朝衰败之时，天下诸侯都不来朝见，周朝也制服不了他们，这不只是周朝的德行薄了，还因为洛阳的军事形势太弱。”

“陛下起于丰、沛之间，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战于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让天下人民肝脑涂地，父子亲人的骨骼很多暴露于荒野，哭泣之声不绝，却想和周朝时期的成王、康王相比，臣以为不可。”

“况且秦国地势，被山带河，四面都是雄关要塞，就算有突然情况，有可以迅速召集起百万军队，因为秦国的土地都是肥沃膏腴之地。这正是天府之国。”

“陛下可以重新入函谷关，定都于秦，就算天下有变，崤山以东全乱了 ，秦地还是完整的。”

“给人打架，不扼住别人的咽喉，不打击敌人的背部是不能全胜的。如今陛下占据了秦国故地，就是和人打架扼制了天下的咽喉，打击他人的背部一样。”

虽然娄敬这么说，但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官，俗话说人轻言微，刘邦虽然觉得有理，但还是不敢轻易决定，就召集群臣商议这事。

可群臣都是来自于“山东”（崤山以东，）那地方的，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地域”观念，不愿意背井离乡留在秦地，所以他们说：“周朝延续了数百年，秦朝两代就亡了。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北有黄河，南有伊水、洛河，地理形势险固，已经足以依恃了。”

这样一来，让刘邦更不知怎么办了。

刘邦于是问张良，“有大事，问张良”吗！这是刘邦的第一谋士嘛。

张良说：“洛阳虽然也有一定的险要地势，但中心区域太小，纵横不过几百里，并且田地薄，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国。”

“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有与胡人接壤的畜牧草原，北靠三面险阻，就留一面东制诸侯。”

“若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河漕运天下，西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顺流而下，军粮运输也不成问题，这正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的对！”

张良的说辞是对娄敬建议的补充和延伸，更进一步分析了地利中国的“王者风范”。

如果说“天时”是上苍对一个王朝的厚爱，那么“地利”则是大地给新兴王朝的“补充”。这样，“天时”、“地利”分别天地是对“人和”的“奖赏”了！

于是，当天刘邦就决定西行，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并赐姓刘。

娄敬用一建议就升官，赐姓，可见刘邦用人的高明之处。而娄敬的这一谋略完全能够匹配其重任。

汉武帝时期的“山东”地盘又大了

战国时期，崤山是山东、山西的界限，到了西汉中期，山东、山西或关东、关西的界限有了改变，这事的起因源于杨仆。

《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

对于这件事，东汉人应劭解释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

汉武帝时，将军杨仆因立下大功，被封为关外侯，但是他“耻为关外民”，请求皇帝移关，他想做个关内人。

而汉武帝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将函谷关从今灵宝市向东迁移至一百四十多公里外的新安县。

按理来说像是函谷关这样险关重隘，岂能随便移动！仔细推敲，原来这是汉武帝的军事计划。

在历史学界的研究中已经有了结论，汉武帝为了加强直接控制区的实力与空间，于元鼎年间推行“广关”政策。

“广关”就是将关中的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通过这一举措，不近函谷关东移，同时关中的东北界也由临晋关（即蒲津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也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

这样与关中东界的移动同步，其他位置要都做了移动。

这是汉武帝战略思想真正的高明之处，地理位置的改动 ，使得汉武帝在对付外敌的战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砝码。汉武帝之所以被称为“汉武大帝”，其功勋就在于此。

现在看来，杨仆的请求不过是帮助汉武帝实现这一思想的“托”。

那么汉武帝“广关”之后，太行山是否成为山东、山西的分界了呢？

《汉书》记载：“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苟留。”

这一记载对于了解太行山是否成为山东、山西的分界十分有意义。

此时的函谷关已从今河南灵宝市东迁至新安县，而天井、壶口、五阮关均在太行山上，人们是从关东入函谷等关。

这意味着关东仍指函谷关以东地区，只不过此时函谷关已经东移，于是函谷新关和太行山构成了分东、西的共同界线，成为山东、山西，关东、关西之界。

汉武帝之后的山东、山西之间的山脉就是太行山了。

这一地理界限就此形成，也被后世所继承。

韩愈诗中就有“衔命山东抚乱师”的句子，这里的山东就属于太行山以东地区，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而山西则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也就是说，自汉武帝“广关”之后，尽管山东、山西的“山”有了变化，但以山为界的实质没有改变。

那么什么时候山东、山西无山为界了呢？

苏轼有诗句“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男宋的王十朋为这诗句作注说：“杜牧说：山东王不得王，霸不得不霸，指今河北也，谓之山东，盖太行山之东也。”

而“今所谓山东，乃古之齐地，青、齐是也”。这是说，在唐代山东尚指太行山以东河北一带，而时至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时期，山东已向东推至青、齐之地，即今天的山东。

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原因令山东、山西无山为界了呢？

这样的变化源于金代设立山东东路、山东西路这两个以山东为名的一级行政区，这时的山东两路全与山无关。

从金与山无关的山东，一直沿承至明清两代为山东布政使司，再到后来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几百年来，山东、山西不再以山为界，而是隔着河北相望。

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山东、山西地理概念的变化，凭借函谷关旧关界分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以关中为“根本之地”，突出军事战略的结果；而以函谷新关与太行山划分山东、山西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时期，山东退至青、齐之地，既失去了战略根本之地，又失去了政治上的控制意义，最终使得“山东”成为与地理内涵无关的行政单元。

史料出自于《史记》《资治通鉴》韩茂莉的《大地中国》